王钦若的行政风格是怎样的北宋王钦若为官如何( 三 ) _宰相

奸邪险伪
王钦若诸于上述的“奸邪险伪”，大中祥符七年马知节与王一起在枢密院任事时，马曾当着真宗的面进行揭露丑诋，曾使王一度罢了宰相;但因王能委曲、巧合帝意，卖力为真宗上玉皇尊号、建祥源观等等，而王本身从年幼起就崇信道教，(年青时，在宜春的湖岗寺和奉新华林书院读过书，这两地都是当时有名的道教所在地，可能有深厚影响)，特别是当了大官后，更“好神仙之事”(著有《天书仪制》、《五岳广闻记》等书，校刊道书数百卷)，“情人眼里出西施”，因此真宗对他有种特殊感情，罢相后不久，又官复原职，重登相位，他的龌龊行径不能得到彻底揭露。
真宗死，仁宗即位，钦若又献《迁叙图》，论述“平时百官叙进，皆有常法”，得到仁皇欣赏，加上太后从中赐以青睐，钦若仍得为宰相，并封为冀国公，恩宠日隆。钦若最后染疾归家，“帝临问，赐白金五千两”;既卒，赠太师、中书令，谥文穆，录亲属、亲信二十余人入官。“国朝以来宰相恤恩，未有钦若比者” 。在此情况之下，钦若的龌龊行径更得不到揭露。只是到了以后，仁宗的头脑冷静下来，可能听到各方的反映，他自己也有所觉察、体验，才对辅臣曰：“钦若久在政府，观其所为，真奸邪也。”
地域之见
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从有的同志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论证来看，似乎是肯定。如《历史研究》1987年第二期任爽在《唐宋之际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地域特征》一文中说：
唐宋之际，南方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迅速发展，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地理与文化地理的根本改观，同时给南北中国政治力量的对比带来了深刻变化，从而使当时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表现出鲜明的南北分野的特色;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由西北移向中原，再由中原移向南方，这一循序渐进的发展，包含了极为复杂的内容。
大体上，五代以前，由于南方较为落后，所以基本上是南方接受北方的影响;五代以后，由于南方的发展，这一趋势出现了逆转，南方开始更多地影响北方。这一进步，意味着北方地主阶级集团传统的优势地位，首先是政治优势地位的丧失。因此，这一进步绝不可能被北方地主阶级集团所轻易接受。唐宋之际，大多数北方人士对这一进步，特别是对南方政治势力的崛起采取了一致的敌对态度。北方人士如此，当然南方人士也不会自甘菲薄，双方从各个角度、利用各种手段展开攻击，其势头之猛烈、目标之明确、阵线之清晰，前所未有。
政治斗争
接着，作者在缕述唐宋之际持续三百年之久的南北政治势力的斗争中，首先说了唐代后期永贞革新运动是南方人争取全国政治地位的初次尝试，因为革新派的主要人物的“二王”(王叔文、王伾)是南方人。以后在谈到王安石变法中，以王安石为首的一派同以司马光为首的另一派之间的尖锐对立，其原因，除了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的观点不一致外，作者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谁来改革的斗争，因为改革派的核心人物王安石、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人都是南方人，而反对派的中坚人物司马光、文彦博、吕诲、程颢等人都是北方人。作者在论述北宋初年南北政治势力的斗争时，对南北两派的尖锐对立作了更多形象具体的描绘。他说：
《道山清话》载：“太祖尝有言：‘不用南人为相。’实录、国史皆载。陶谷《开基万年录》、《开宝史谱》言之甚详。皆言太祖亲为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尝上。”及真宗欲相临江军人王钦若，大臣王旦即以“祖宗朝未有南人当国者”为理由大加阻挠。王旦死后，王钦若始大用，发牢骚说：“为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宋史·王旦传》)王旦以识人善任著称，尚需找些“公议”一类的理由搪塞舆论，不敢过分露骨。寇准则公开以北人自居，排斥南人，肆无忌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