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宁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祖孙三代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名人，不过第一代做官，第二代作诗，第三代做学问 。虽如此，三代人身上浓烈的士大夫忧患意识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历史给第一代提供了从政的舞台，他部分实现了自己的抱负——尽管戊戌变法失败后黯然去职 。第二代、第三代只能做袖手旁观的闲谈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围观群众 。围观，当然改变不了中国 。
读陈三立和陈寅恪父子俩的两首诗，颇能感受到旁观却心犹不甘的复杂情感 。
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生于1553年 。1882年(光绪八年)乡试中举，主考官是晚清著名的诗人陈宝琛，1886年(光绪十二年)会试中式后，返长沙，与王闿运等人结碧湖诗社 。1889年(光绪十五年)参加殿试，中三甲四十五名进士，授吏部主事 。这位性格傲岸的公子不乐部曹的案牍生涯，不久弃职，南下侍候正担任湖北布政使的父亲 。
1894、1895年，清朝和日本在海、陆大战中先后惨败，订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奉旨去东瀛签约的李鸿章、李经方父子成为慈禧太后、光绪帝母子的背锅侠，遭天下人唾骂，陈三立亦然 。他曾致电张之洞：“吁请诛合肥以谢天下 。”
陈三立的《高观亭春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所作(此诗写作年代有两说，一主乙未年即1895，一主癸巳年即1893，若亦后说，尚无甲午之败，但散原老人彼时的忧患苍凉之心境则是一样的)，诗云：
脚底花明江汉春，楼船去尽水鳞鳞 。
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 。
汉水汇入长江，登上高楼，极目楚天，看波光粼粼，百舸远去 。历代诗人睹此景，不由得幽思逸发，或念天地悠悠，或叹时光无情，而陈三立想到的是国事 。天高地迥，风云变幻，国事孔殷，而自己却无能为力，只能袖手旁观 。他当然是大大的不甘心呀 。
当时激愤的士民多把战败与乞和归罪于李鸿章，到了世人皆欲杀的地步，但陈三立的恩师陈宝琛作为大臣和清流派的领袖，身在局中，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对翁同龢公报私仇、以帝师之尊激发“浪战”很有看法，在1895年写《感春四首》，其一云：
一春谁道是芳时?未及飞红已暗悲 。
雨甚犹思吹笛验，风来始悔树旛迟 。
蜂衙撩乱声无准，鸟使逡巡事可知 。
输却玉尘三万斛，天公不语对枯棋 。
陈衍《石遗室诗话》曾为此诗作笺释：
沧趣有《感春》四律，作於乙未(1895)中日和议成时，其一云：……三、四略言冒昧主战，一败涂地，实毫无把握也;五言台谏及各衙门争和议，亦空言而已;六言初派张荫桓、邵友濂议和，日人不接待，改派李鸿章以全权大臣赴马关媾和，迟迟不行;七、八则赔款二百兆，德宗与主战枢臣坐视此局全输耳 。
不甘心的陈三立一有机会，必然不会袖手，而是积极地插手 。其父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推行新政，他成为父亲最倚重的智囊人物，襄与擘划 。在罗致人才、革新教育方面效力尤多 。朱德裳在《三十年闻见录》中说：
戊戌春，湖南长沙称为德星所聚 。盖陈右铭(宝箴)为巡抚，黄公度(遵宪)为臬司，徐研甫(仁铸)为学政，谭复生(嗣同)、唐拂尘(才常)、熊希龄之流为奔走百执事 。于是时务学堂、湘报馆、南学会后先出焉 。然暗中主持者，伯严公子也 。
变法失败后，陈三立因“招引奸邪”之罪被革职，永不叙用，他又回到了“袖手人”的状态，不得不在山水与诗赋中打发余生 。
1938年，陈寅恪任西南联大文学院教授，当时文学院在云南蒙自，暮春时节，他写下一首《残春》：
【不甘心的袖手人：漫谈陈三立父子的两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