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泾原兵变：一场房产税逼出来的革命 _兵变

公元784年正月，新年刚过，唐德宗李适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五位下“罪己诏”的皇帝。他的这份认错诏书可能是其中最沉痛的：“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上累于祖宗，下负于黎庶。痛心腼面，罪实在予。”
就在两个月前，本来调来平叛的泾原军，因不满待遇发生了哗变冲进长安。德宗皇帝仓皇出逃，被一路追杀到奉天城。四面楚歌中，李适改元“兴元”，并不顾大臣们的苦谏颁行了《罪己大赦诏》。
在这份独特的诏书里，他除了历数自己罪状之外，还赦免了反叛的“四王二帝”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并承认叛乱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所致。自此之后，唐朝的皇帝再也无力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直至覆灭。
泾原军之所以哗变成功，与他们掌握了适当时机有关。据史书记载，哗变的五千泾原军在冲入长安城时，一边“争入府库，运金帛，极力而止”，一边在大街上高喊：“不夺汝商户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除陌矣！”随后，哗变士兵拥立朱泚为帝，国号秦，年号应天。
“不夺汝商户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除陌矣！”这奇特的口号，居然成了叛军安抚民众表示自己合法性的理由。这其中的缘由，还得从几年前说起。
唐德宗实行“借商”、物业税政策引发社会动荡。
唐德宗李适应该算是个幸运儿。即位之时，安史之乱已经平定，他有着中兴大唐成为一代英主的机会。登基之初，李适决意重振朝纲扫清藩镇。要扫清藩镇，须先发展经济，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他听从宰相杨炎的建议，改革“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度，开始实行两税法。
在此之前，唐帝国沿袭着前朝的租庸调制，其实行的根本是对辖下人口丁员的详细统计。在当时的条件下，统计难度大且极繁琐，成本高昂。而当时各地方还加收各种税收项目，如运输所需的脚费、损耗。此外，还有地税和户税及商税、矿税、酒税等多种与租庸调并行的税收。
其税种之多、复杂程度之高、计入之难，超乎今人可想象范围。这也是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建立户籍制度国家的主因。
两税法实行之后，所有税收都并入其中，改行统一按每户的实有田亩和资产征税。改革大大简化了税收程序，从而降低了征收成本。更重要的是，两税法的实行，使中国的百姓第一次有了迁徙的自由，也有了土地买卖的自由。这在历史上无疑是一次进步。
两税法的实施，也许会成为帝国中兴的契机。但是，唐帝国的两税制在实行之始，有着设计上的缺陷，这都是基于帝国政府只求简化自身操作上的困难，而把矛盾推向民众的思维。而且，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的叛乱，打乱了李适的计划，使他不得不提前开始武力削藩。一时间，群雄并起，战火不息。
当时，两税刚刚实施，安史之乱造成的破坏尚未完全恢复，朝廷负担不起每月高达一百多万贯的维稳经费。李适下出第一步昏招——听从度支判官赵赞的建议“借商” 。即规定财产高于一万贯的商人，只准留一万贯作为经营产业之用，其余的一律借给朝廷充作军费。待朝廷讨贼成功后归还。
于是，首都长安的公安局局长韦祯(京兆少尹)亲自督阵，长安城管队长薛萃(长安尉)亲自驾车，每天一路搜刮财货，不亦乐乎。一旦怀疑对方没有如实申报财产，当场大棒伺候。所有富户的田宅一律封存估价，奴婢尽数抓走出售。这样一场混乱之后，却只筹到八十八万贯，那些热衷于执行政策的官员们，口袋却全都鼓了起来。终于，横征暴敛与赤裸裸的掠夺，酿成了长安罢市商人上街请愿的“群体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