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善书中的公案传统新中国十大奇案纪闻

公案是传统故事题材的一种，主要通过叙述曲折的案件经过来吸引读者。公案起源较早，在历史的层累中，民间积累了大量公案题材的文学作品。公案主要以冤狱诉讼为素材，既有虚构曲折的故事情节，也有古代社会中真实离奇的历史事件，它既倡导清官的明察公断，也针砭贪官污吏的徇私枉法。此外，还有民间智慧在判案中的各种体现。因此，公案反映了传统文学作品的多维视角。
文学作品中的公案传统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案已经在较多的文学作品中出现，如《列异传·苏娥》《搜神记·东海孝妇》《搜神记·严遵》等，《东海孝妇》后来被改编成元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唐代的传奇小说中，公案故事更加丰富，情节更加曲折，如《纪闻·苏无名》《阙史·赵江阴政事》《阙史·崔尚书雪冤狱》及《玉堂闲话》中的《杀妻者》《刘崇龟》等。宋元时，“说公案”成为民间流行的说话艺术。典型的宋元话本《错斩崔宁》《简帖和尚》等是民间宣卷、说因果等说唱艺术中广泛使用公案的起源。此时，历代断案的案例也被改编成公案小说，形成了公案故事的两种传统，即纯文学创作型公案与历史事件型公案。明代公案的传播主要得益于大量公案小说的印刷出版，如刊刻于明万历二十二年的《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全像百家公案全传》等。这些公案既吸收宋元话本的故事情节，又为明代拟话本的发展提供素材。至清中后期，公案与侠义故事相融合，形成侠义公案，打破公案的审案传统，把侠义内容与案情相联系，形成曲折离奇的情节，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
公案题材善书的应运而生
【近世善书中的公案传统新中国十大奇案纪闻】清中后期，各种劝善活动在全国兴起，民间善书得到普遍推广，形成了大量以刊发善书为主要职能的善书局。江南地区也不例外，善书局广泛刊刻印发善书，除当时影响较广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太上感应篇》外，主要是各种版本的宝卷。上海善书局特地请人编写宝卷，各种民间故事被编写成新卷本印行。这些新编卷本在全国流通，各种民间杂货铺、馒头店都有代销。西方石印技术的传入和民众的消费需求是推动民间善书大增的重要因素。苏州大学图书馆藏惜阴书局石印本《麒麟豹宝卷》上卷末有陈润生题注：“本局发行各种宝卷有余年，每年消（销）数惊人，但皆普通流行本，而民间抄传佳本尚缺，因不惜工本四处搜求古抄本，另加绘图精抄发行。”可见善书局的宝卷销售业绩惊人，发行商为了刊刻更多版本的宝卷而积极搜求民间宝卷抄本，商业化使得清末娱乐性善书数量剧增。
为了吸引读者与听众，清末善书把大量公案故事改编成民间宝卷，其中既有宣卷艺人的积极参与，也有善书局为盈利而刻意为之。善书局借助公案题材进行改编创作，以此增加善书的娱乐性和可读性，通过曲折离奇的案情吸引读者，把惩恶扬善的因果报应思想寓于公案之中，以此教化大众弃恶扬善。正如戏曲博物馆藏惜阴书局《绘图卖花记宝卷》封面所题：“本局在昔，向以武侠小说风行海内外，持公道，除奸邪，以警世俗贤愚，阅者误会，反至贻误社会青年，本局慨念前非，决弃武化，改求善化，引人以正，戒之以邪，略警人心，以补世风耳。”善书局把武侠小说“持公道，除奸恶”的“武化”转向宝卷 “引人以正，戒之以邪”的“善化”，表明善书局在选择劝善题材上的一个转变。
在近代劝善救国运动中，大量传统公案小说被改编成宝卷。一方面，民间宣卷行业蓬勃发展，大量从业人员加入民间宣卷的队伍中来，使得行业竞争异常激烈。一些富有远见，又善于制作、改编宝卷的民间艺人，把大量的小说故事改编成宝卷，在民间广泛宣说，通过宣说新卷来吸引听众，拓展业务。曲折离奇的公案故事很能投广大基层群众的喜好，因此被改编成宝卷的数量也最多。另一方面，石印书局在选择刊印宝卷时也往往选择一些有丰富故事情节的卷本进行改编。石印本宝卷脱离传统说唱本的脚本功能成为大众的通俗读物。文本的可读性和耐读性十分关键，为了满足市场对新故事的需求，善书局还需不断地搜求新故事、新传说。公案所蕴含的机智人物形象与曲折故事情节都能迎合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因此成为善书局刊印善书题材的首选。

近世善书中的公案传统 新中国十大奇案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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