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记》略记 看了脸红的世界之最( 三 )


“莫高人”,敦煌情
“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是莫高窟人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与使命 。
本书中《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缩影与标志》《常书鸿:暗夜中不灭的烛光》《她已将生命融入了敦煌——读〈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和《孙儒僴先生谈敦煌与敦煌学》等文,从不同的角度记述了“莫高人”的敦煌情 。
看了先辈学者常书鸿的传记后,笔者写到,常书鸿在他那个时代能从法国巴黎到敦煌那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去工作,守护莫高窟、研究敦煌艺术,这在今天是无法被理解的 。就算现在敦煌的条件已经好得不能和以前同日而语,我们好多学者也不愿意去敦煌工作 。而常老,却在艰难的环境下坚守了几十年 。他的第一任妻子到兰州后和他离婚了 。除了研究环境的艰辛之外,他还遭受了来自家庭的打击,但常老毅然选择了坚守敦煌 。就凭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感佩常老 。
近百岁的孙儒僴先生,晚年移居兰州后,让他魂牵梦萦的是敦煌 。他说:“莫高窟总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让人怀念,人离开了,心却离不开”,“我心永远在莫高” 。
有人问百岁老人万庚育先生:“从北京大都市来到敦煌几十年,你后悔吗?”万庚育果断地说“我不后悔,自1954年我和(李)贞伯决定从北京到敦煌莫高窟那天起,我们就没为当初的选择后悔过,因为我们热爱敦煌艺术,能在世界瞩目的莫高窟工作,学习传承研究弘扬敦煌艺术,是多么荣幸!”
回想起来,常书鸿先生也曾说:“如果真的再一次托生为人,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还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做完的工作 。若有来生,我还是要守护敦煌 。”
看了这些敦煌老人的故事,确实很感慨 。“我有时问自己,如果我遇到这些情况我会怎么样?能否坚持?我似乎没有确定的答案 。”撰写学记里这些文章的过程,也是笔者对自己灵魂的一次深省 。
相较于那些先生而言,我对樊锦诗老师比较熟悉 。从樊老师的自述可知,她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来到敦煌,同班同学的恋人彭金章却被分配到了武汉大学 。1967年1月他们在武汉大学结婚 。因为家庭和子女教育等问题,樊锦诗也曾尝试离开敦煌,但都没有成功 。当樊锦诗决定留在敦煌时,她就意识到:“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 。”樊锦诗说,“我已经习惯了和敦煌当地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进洞调查、记录、研究 。我习惯了每天进洞窟,习惯了洞窟里的黑暗,并享受每天清晨照入洞窟的第一缕朝阳,然后看见壁画上菩萨的脸色微红,泛出微笑 。我习惯了看着洞窟前的白杨树在春天长出第一片叶子,在秋天又一片片凋落 。”
笔者在看樊锦诗的自述时,就感觉像和她在聊天一样,没有造作,也没有拔高,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普通人 。在《她已将生命融入了敦煌》一文中,笔者写道:“对于个人的回忆录或自述,如果能做到‘别人看了不摇头,自己看了不脸红’,就算成功了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与樊锦诗先生有多年的接触和交往,读她的自述作品,深觉该书所写非常真实,书中描述的传主与我了解的樊锦诗是一致的 。”她认为我写的“别人看了不摇头,自己看了不脸红”,是对她最真实的解读 。有次我和她聊天后感慨:这哪里是和大名鼎鼎的樊锦诗聊天,完全就是和一位邻家老太太在拉家常 。
自笔者1983年毕业后留在新成立的敦煌学研究所至今,已过去了40年 。40年来,笔者一直在敦煌学的领域耕耘劳作 。除出版有严肃的学术论著之外,这本小册子也算多年来笔者的一些所思所感 。希望这本小册子,能使读者对敦煌和敦煌学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