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庄严的文学体裁史诗( 三 ) _生活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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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 20 世纪史诗研究者从鲍勒(C. M. Bowra)开始, 注意到原生形态的(口传的) 史诗与拟制之作(书面文学的) 的区别, 扩大了英雄史诗的範围。帕里(Milman Parry) 和洛德(A. B.Lord) 把19 世纪以来的民族志学方法纳入古典诗学的领域, 他们在南斯拉夫发现了荷马史诗的类似物, 创立了口传史诗的诗学。从20 世纪后半叶开始, 人们在世界各地的形形色色的当代社会里, 发现了丰富的活形态史诗传统, 它们既不是古典史诗, 也不是西方史诗。欧洲古典学在过去200 年来不断为如下问题困扰: 传说中荷马时代是否有书写? 如何解释史诗的不一致性? 如果没有文字的帮助, 如此长的史诗是怎样被创作、保存的? 如何看待关于史诗产生的神话和传说? 如何解释史诗中不同时代的文化沉积现象, 如方言和古语问题。研究表明,荷马时代是否有文字, 这和“荷马问题”并无关係; 将荷马史诗的作者向前推到前文字的口述时代, 这无疑是进步, 但是, 仍然有一个固定文本的信仰妨碍人们的思想。民间集体创作的思想,催生出多重作者的观点, 短歌说, 对原型的探寻……这些都没有触及到口头诗歌的本质。帕里、洛德以来西方口头传统研究, 主要涉及民俗学的题材样式、形式、主题, 民间口头文学和作家书面文学的趋同性和趋异性, 如何界定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的经典, 以及民间艺人的表演和创作等问题。在半个世纪以来,帕里和洛德等一派学者把荷马史诗这样的古代经典, 放在一个史诗传统中来研究, 他们认为荷马史诗文本的背后, 存在一个制度化的表演传统, 指出这一传统曾经是活形态的、口头的。他们把“口头诗歌”的概念运用于荷马史诗的研究中, 试图解决荷马史诗的创作、作者和年代问题。他们把语言和文本作为主要的经验的现实, 选择表演、表演的文化语境作为荷马史诗的主要问题, 依靠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寻求古典学的新突破来欧美口头传统研究者在几个关键问题上, 对于19 世纪以来民俗学研究的许多观念进行了反思,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反思是跨学科的, 这种反思不仅揭示了以往的认识误区, 更有意义的是提出了新时代出现的新问题。到上个世纪末, 劳里·航柯(Lauri Honko)对印度西里人(Siri) 的口传史诗的研究, 标誌着西方史诗观念和研究範式的转移。在他看来,史诗的範例是多样的, 他在史诗与特定的传统社区的紧密联繫中发现了史诗的活力, 他提出的关于史诗的新观念, 贯彻了文化多样性的思想。由此可以预示, 21世纪的史诗研究将是多元化的。以往那种以荷马史诗为範例, 取例西方的史诗研究範式, 将逐渐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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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史诗在中国西方史诗的传入最早将西方史诗介绍到中国的是外国传教士。19 世纪后期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列强侵略权益的扩大, 外国传教士取得了在内地自由传教的特权。他们在自己所创办的报刊如《六合丛谈》、《万国公报》和《中西闻见录》上, 陆续介绍了古希腊史诗。在这一时期的汉文译述里,人们多用“诗史”一词指称古希腊荷马的两部英雄诗歌。应该说, 传教士们对于荷马史诗的产生时代、作者、内容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主要方面, 都做了比较準确的介绍。在中国, “epic”一词的汉文对应词分别有“叙史事诗”、“诗史”、“史诗”、“故事诗”等。早期的中国现代启蒙主义者, 在接受西方的史诗观念时, 主要还是取例西方, 同时又赋予了很强的历史观念和意识形态色彩。清末民初以来, 在与东西方列强的对抗过程中, 中华民族作为“国族” (nation state) 的观念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当中开始蔓延, 浪漫主义式的民族主义日益高涨。一些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作家希望通过神话来重建民族的历史, 对照域外史诗传统, 试图重新唤起中国古代的“诗史”精神, 寻求一种能够提升和强化民族精神和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宏大叙事” 。当然, 单从学术角度来看, 这些20 世纪之初的中国知识人对于史诗的认识不免还有许多历史局限。他们对外来史诗传统中的宗教神圣性和口头叙事特点缺少深刻的理解, 他们主要是基于中国的传统国学的话语来理解史诗这一文类,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早期的知识分子谈到史诗, 往往“取例”西方, 与中国古代经典相比附, 没有摆脱文人文学的窠臼。早在1903 年梁啓超就发现“泰西诗家之诗, 一诗动辄数万言”, 而“中国之诗, 最长者如《孔雀东南飞》、《北征》、《南山》之类, 罕过二三千言外者” 。梁啓超在《饮冰室诗话》中, 盛讚黄遵宪《锡兰岛卧佛》诗具有西方史诗的特点, 以有限的文字叙写深广的历史内涵, 既具“诗情”, 更兼“史性”, 足堪“诗史”之称。王国维也慨叹中国没有荷马这样“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的大作家。王国维说中国“叙事的文学(谓叙史事诗、诗史、戏曲等, 非谓散文也) , 尚在幼稚之时代” 。胡适和陈寅恪对于史诗的阐述, 已经透彻地揭示了史诗作为文类的一些根本特点。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指出: “故事诗( Epic) 在中国起来的很迟, 这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很少的现象……纯粹故事诗的产生不在于文人阶级而在于爱听故事又爱说故事的民间。”陈寅恪在论及中国的弹词时, 把它与印度和希腊史诗做比较, 他指出“世人往往震矜于天竺希腊及西洋史诗之名, 而不知吾国亦有此体。外国史诗中宗教哲学之思想, 其精深大, 虽远胜于吾国弹词之所言, 然止就文体而论, 实未有差异。”陈寅恪对于弹词的文类界定, 自有其精审之处, 也反映出他对史诗的理解是十分到位的。在史诗的宏大叙事之外, 指出这一文类的庄严性和神圣性。任乃强在上世纪40年代研究过《格萨尔》, 指称它是一部“诗史”、“历史小说”、“如汉之宝卷”、“弘扬佛法之理想小说”等。他基本上认识到史诗的历史性内容、宗教认同意识和诗性的叙事特点。但是, 儘管他给《格萨尔》贴了许多标籤, 每一个标籤也只能反映出史诗的某一特点。

一种庄严的文学体裁 史诗(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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