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庄严的文学体裁 史诗( 二 )

Invocation:作家调用一个缪斯,宙斯的九个女儿 。诗人祈祷缪斯女神为他神圣的灵感来讲述一个故事,一个伟大的英雄 。(本公约显然是限于文化深受欧洲古典文化的影响:《吉尔伽美什史诗》为例) 3 。在mediasres:叙事打开”在中间的东西”,在他的最低点的英雄 。通常倒叙显示部分的早些时候的故事 。《失乐园》的开头堕落天使在地狱里收集他们的部队和计画他们的报复 。直到BooksV-VII做天使拉斐尔与亚当在天上的事件,导致了他的情况,虽然Books XI-XII摔倒之后麦可预示未来事件对亚当直到基督的再来 。因此弥尔顿的史诗,儘管其行动集中在诱惑和人类的堕落的,包含所有时间从创建到世界末日 。在《伊利亚特》中,荷马始于之间的争用希腊冠军阿基里斯和他的领袖阿伽门农:正是这种正式挑战阿伽门农的正确的关键操作沉澱荷马史诗的战争 。4 。Enumeratio:给出了目录和家谱 。这些长列表的对象,地方,人们把有限的行动在一个更广泛的、普遍的史诗上下文 。通常,诗人也对观众的祖先致敬 。5 。Epithet:大量使用修饰语:如 。,荷马的“玫瑰色的手指的黎明”和“深深的大海 。”精神除了严格的使用,史诗这个词常用于指在许多方面是不同形式模型的作品史诗,但显然,评论家em w蒂在他的The English Epic and Its Background中说到,史诗精神在规模、範围及其深刻的人类受试者的重要性中 。蒂里亚德说现代史诗这四个特徵:高质量和严肃性,包容或振幅、控制和正确的繁荣,和表达感情的一大群人 。同样,布莱恩Wilkie说在浪漫主义诗人和史诗,史诗传统构成家庭、变数physiognomatic相似之处,而不是一个严格的可定义的类型 。在这个广泛的意义上,但丁的《神曲》和斯宾塞的《仙后》通常被称为史诗,小说的散文作品如梅尔维尔的《白鲸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诺斯罗普·弗莱称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夜》为“首席讽刺史诗的时间”(解剖学的批评,323) 。一些批评人士甚至看这种题材的科幻小说,散文和电影,像卡尔·萨根的接触,对二十世纪的持续意义上的史诗般的精神 。观念发展西方关于史诗的观念是建立在古希腊荷马史诗範例的基础之上的, 关于史诗的研究是以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古典诗学为範式的 。史诗与抒情诗、戏剧并称为西方文学的三个基本类型 。西方史诗的发展脉络, 从古希腊的原创型史诗如荷马史诗开始, 到维吉尔的文人史诗创作, 秉承了希腊史诗的範例, 显示出清晰的历史脉络 。一般认为文学史上对史诗、史诗性质的讨论始于欧洲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赫拉斯等古希腊哲人都论述过史诗, 但是, 直到16 世纪亚里士多德《诗学》被重新发现, 人们才开始对史诗进行理论上的讨论 。欧洲的古典学在史诗研究领域积累了深厚的学术传统 。18 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运动, 开启了蒐集和研究民间史诗的热潮, 促进了人们对史诗的起源、流传和创作等问题上的探索 。从17 世纪晚期一直到18 世纪出现了对口传史诗的蒐集和研究的热潮 。沃尔夫(T. A. Wolf) 《荷马引论》( Prologomena adHomerum , 1795) 表现出人们对荷马史诗产生背景的重新认识 。这时期甚至出现了所谓的重新发现的古代史诗———《芬戈尔, 六卷古史诗》( Fingal , an Ancient E. Poem in Six Books) , 它归于凯尔特的民歌手莪相(Ossian) 名下, 可是它实际上是由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 , 1736 —1796) 撰写的 。这个事件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研究民间诗歌的兴趣 。人们从苏格兰、威尔斯、爱尔兰开始蒐集凯尔特人的史诗 。在芬兰, 诗人兼学者埃利亚斯·隆洛德( Elias LÊnnrot , 1802 —1888)为他的民族找到了史诗《凯莱瓦拉》( Kalevala)。欧洲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推动了口头传统的再发现 。19 世纪中叶英国实现产业革命, 世界历史迈向现代工业社会 。18 —19 世纪之交,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席捲欧洲大陆, 知识界形成颂扬民间文化、发掘民族精神的新思潮 。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改变了整个欧洲的艺术、政治、社会生活和思想 。在中欧、东欧社会欠发达地区,民族与国家不重合 。斯拉夫民族和北欧诸民族, 他们将民俗学与独立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正当性结合起来 。民族主义者认为民族的精神存在于民众的诗歌之中, 因此, 对原始口头文化的发现, 开始于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 从此人们开始对口传的、半口传的, 以及源于口传的文化予以重视 。如德国的格林兄弟(Jacob Grimm ,1785 —1863 ; William Grimm , 1786 —1859) 便是典型的一个例子 。在芬兰,《卡莱瓦拉》蒐集历史开始于18 世纪, 19 世纪真正意义上的蒐集已经展开 。从此, 散见各地的史诗开始被蒐集起来 。1850 年—1860 年在芬兰开始了史诗蒐集的新阶段 。民俗学研究的介入是1870 年以后 。芬兰学者在150 年的历史进程里蒐集了许多的异文, 资料汇集于芬兰文学协会的民俗学档案馆, 形成壮观的史诗集成, 它们被陆续以芬兰语出版 。19 世纪中叶欧洲民俗学兴起, 史诗作为民俗学的一种样式, 又一次进入现代学者的视野,在方法论上开闢了史诗研究的新时代 。19 世纪末俄国比较文艺学家亚·尼·维谢洛夫斯基(1838 —1906) 对亚里士多德以来以西方古典文学範本推演出来的规範化诗学提出挑战, 他根据浪漫主义者对民间口头诗歌的重新发现, 提出建构新的诗学的构想 。他指出, 德国美学是根据经典作家的範例, 受作家文学哺育而成长的,荷马史诗对于它来说是史诗的理想, 由此产生关于个人创作的假设 。希腊文学的明晰性体现于史诗、抒情诗与戏剧的序列, 这也就被当作规範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维谢洛夫斯基所倡导的实证的而非抽象的、类型学的而非哲学和美学的研究範式, 在他以后的时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史诗研究的学术潜力并没有局限于古希腊的範例, 而是在口传史诗的领域里大大拓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