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中慈禧对曾国藩不满：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 二 ) _天津

6月22日下午，慈禧给曾国藩发出上谕：“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惟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会商办理。”决定中虽有“精神如可支持”的话，但显然慈禧的态度是明确的，就是这任务曾国藩必须承担下来。
6月23日上午，上谕火速送往保定。
二
到直隶一年多诸事都是不顺，现在自己地盘上的天津又发了如此大案。送走宣谕圣旨的人后，曾国藩已经意识到，他遇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难题：一是极难伺候的慈禧，二是强大的西方列强，三是“好斗”的天津市民。他一连几天思绪不宁，在日记中写道：“天津洋务，十分棘手，不胜焦灼”，“熟筹不得良策”，心情“未半刻恬愉” 。
正在天津的崇厚又给慈禧写来报告，要求先对天津地方官员“严议革职” 。慈禧看了崇厚的报告，6月25日谕曾国藩：“(道员)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着先行交部分别议处，仍着曾国藩于抵津后，确切查明，严参具奏。”意思是对府、县二人进行调查，等候处理。至于对“迷拐人口匪徒及为首滋事人犯，严拿惩办，秉公办理，毋稍偏徇” 。
崇厚在津十年，一直以在洋人面前奴颜婢膝著称，津民对其评价极低。主办曾国藩尚未到达，是非曲直也未调查，崇厚即给慈禧提出建议。曾国藩看到这封上谕，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因为道员、知府、知县都是他的下级，崇厚却直接要求对他们处分，自然心中不快。
6月27日，曾国藩给慈禧回信，说正在思考分析案件的关键之处，一定“力求平允”，以“不与开衅”为宗旨。虽然正患病，但“不敢因病推诿，稍可支持，即当前往” 。慈禧于6月29日回信，对曾国藩进行了一番鼓励，然后就是催促他抓紧赴津，“会同崇厚悉心商办” 。
如此巨大风暴，自己深入到中心，曾国藩估计，此去他有可能会死在天津。极度的焦虑、忧愁、矛盾，使他的眼病、眩晕、嗜睡、疲劳之症更加严重，夜间严重失眠。7月1日、2日接连两天，他索性什么也不再想，集中精力赶紧给两个儿子写下了一份面面俱到的遗嘱。然后于7月4日从保定启程，8日到达天津。曾国藩认真揣摩了十几天来慈禧的意思，必须先压住中国人这一头，也做个姿态给列强看。他一进城，就把他在路上写好的《晓谕天津士民告示》贴满了大街小巷。因为该布告对天津市民案发那天的行动进行了严厉批评，怒训津民勿再挑起事端，导致天津百姓对曾国藩非常失望，引起天津市民强烈不满。对此列强也不买账。7月19日，法国人即送来照会，要挟必须先杀掉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直隶提督陈国瑞三名官员为丰大业抵命，然后再杀其他人犯，口气十分强硬。扬言如不答应，即宣布开战，先把天津炸平，后进攻北京。
刚一出手，就如此被动，因极度害怕，又苦于“旁皇无计”，曾国藩竟至抱头痛哭很久。
三
关于地方官在案发中的表现，曾国藩已做调查，知道道台、知府、知县和提督等一应官员并无严重过失，而且案发时他们一直在做工作。可是，一贯曲徇洋人的崇厚，却极力坚持按洋人要求，给刑部上报治府、县之罪。自曾国藩到后，崇厚几乎天天到曾处强调自己的这一意见，希望曾国藩按照他的意见办。
最终，曾国藩在如此关键的时候竟做了两个非常幼稚的决定：一是为了保护两位府县官员，他擅自让他们以治病为名先离开天津，躲躲风头。让张光藻去了顺德，刘杰去了密云;二是他按照崇厚的意见，拟出了对府、县治罪的奏状，上报慈禧。曾国藩绝不会想到，这两个决定，将毁掉他一生的清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