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废除刑讯：或因有利于收回租界等法外治权 _刑讯

刑讯作为一种施行肉刑的审问方式，为古代王朝律法所允许。但自19世纪初开始，由于中西交往日趋频繁，国人对于刑讯的观念逐渐转变。特别是经历了义和团运动之后，朝廷内外多数人认为西方法律制度优于中国，加之按西法修律有利于收回治外法权，于是西人强烈抨击的对象——刑讯，自然就在最先革除之列。
改制原因
《大清律例》规定刑讯用具有三：大竹板、夹棍和拶(zǎn ，压紧)指，此外尚准以拧耳、跪链、压膝、掌责等方式进行拷讯。刑讯制度长期存在，其原因除了利于破案之外，也与可以用嫌犯口供定案的律法规定有关。《大清律例》规定鞫(jū ，审问)狱官审讯犯人“务得输服供词” ，而各级问案官吏又要面临审结期限的压力，于是可能就会利用刑讯作为问案手段，以获得口供来定案。
鸦片战争后，来华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他们不断指责刑讯制度的野蛮残忍。例如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在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初版的《中国总论》中指出：“允许审判官折磨罪犯，为野蛮暴行大开方便之门。”晚清曾留学英国的严复已发现：“吾国治狱之用刑讯，其惨酷无人理，传于五洲，而为此土之大诟久矣。”
到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朝廷下诏修改法律之时，舆论纷纷要求废除刑讯。如《中外日报》指出刑讯之不合理：“辄以刑讯从事，三木(指刑具)之下，何求不得，民之冤抑者多矣。”其实《大清律例》本来就将进入公堂的嫌犯视作待罪之身，因此赋予官员刑讯打板子的权力，现在舆论却秉持这些观念，其受西法思想的影响自不待言。
【清末废除刑讯：或因有利于收回租界等法外治权】 更为重要的是，朝野反思义和团事件，认为治外法权的存在是引发中西冲突的重要原因。经张之洞等人提议， 1902年至1904年中英、中日、中美、中葡商约， “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与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 ，签约各国即放弃治外法权。因此，按照西方标准修订法律一事，随即提上工作日程。
决策过程
当时负责修律的机构为修订法律馆，不少成员留学于日本，章宗祥便是其中之一。他提出：“现在既议改订新律，旧时沿用残酷之制必须先行废除。”修律大臣伍廷芳立表赞成：“外人屡讥中国为野蛮，即指凌迟及刑讯而言。我辈既担此改律重任，大宜进言先废，于他日收回治外法权，必得好结果。”
不料此议却遭到馆内旧派的激烈反对，他们担心刑讯一废，若犯人狡不认罪或任意翻供，将导致悬案难结。幸有深孚众望的修律大臣沈家本主持此事，称“古来名吏问案，大都搜集要证” ，使犯人不能抵赖， “今之以刑逼供，本非良吏所应出此” ，废刑讯之议终于在馆中通过。
碍于阻力，修订法律馆虽向朝廷提出废除刑讯、无须犯人口供就可结案的建议，但仍有所保留——死罪案犯仍可刑讯。该馆还指出，各省应认真建立警察制度，以配合限制刑讯新章的执行。
该奏呈进之后，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并未按照惯常程序，批交相关衙门商议，而是当即批准施行。上谕中声明“此次奏定章程全行照准” 。此举已明确表明当局有大改刑律的意向。废刑讯影响到问刑衙门的审讯进度，还是引起了不少反对。刑部官员发现，不用刑，犯人多拒绝招供，案件难结，最后被迫将现审案件暂行停止，奏请恢复刑讯。同时，御史刘彭年和钱能训也上奏反对此事，认为当时条件不具备，必须要等到人民教养程度提高、警察制度完善和配套法制完备以后才能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