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六书( 二 ) _生活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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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书在甲骨文、金文中，象形字占大多数。这是因为画出事物是一种最直接的造字方法。然而，当文字发展下去，要仔细分工的东西愈来愈多，好像“鲤”、“鲮”、“鲩”、“鳅”等事物，都是鱼类，难以用象形的造字方法，仔细把它们的特徵和区别画出来。于是，形声字就成了最方便的方法，只要用形旁“鱼”就可以交代它们的类属，再用相近发音的声旁来区分这些字。也由于形声字在创造新文字方面十分有效率，甲骨文时代约仅有一半不到的字是形声，但到了近代，有80%的汉字是形声字。汉字是一种最古老而又最具个性的文字元号。对于它的性质，至今说法不一。明确汉字之性质和揭示“六书”之真谛，可以说是两个相辅相成的问题。科学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指出，世界上“只有两种文字型系：1、表意体系， ……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係，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係。这种体系的典範例子就是汉字。2、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的声音模写出来。”（《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的这个论断，不仅着眼于文字记录语言的本质特性和文字构形的基本依据，而且也着眼于汉字的整体系统和构形特点。在记录语词的职能上，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并无根本区别，其区别只在于连线词的纽带是词义还是语音。汉字在表义与表音的相互促进中，一直顽强地坚持固有的表意特点，不断採用新的方式增强其表意功能。这表现在三个方面：1、当汉字所记录的词所指的事物发生了变化，汉字总是及时地调整其字元。如“寺”原从“又”（表主持），后改从“寸”（表法度）；“炮”原从“石” ，后改从“火”等。2、汉字中的假借字向形声字转化，成为汉字演变的一种规律。如“辟”转为“避”、“僻”、“嬖” ， “因”转为“茵” ， “舍”借为捨弃加“手”旁， “须”借为等待加“立”旁，等等。3、从早期形声字的来源看，它们不但不是表音性的产物，而且明显是汉字顽强地维持其表意体系的结果。如“考”为加“老”而成， “祝”为加“示”而成，等等。即使形声字里的声符，有一部分还具有区别词的作用。如“逃”与“迢” ， “鹄”与“鹘” ， “没”、“漠”与“沫” ，等等。由此可见，汉字，包括形声字，是以意符为纲的。说文解字首先必须明确，《说文解字》是处在语文学时代，其起始目的是为了“正字” ，即为了正确地认字和写字。《说文叙》就是阐明认字和写字两大问题。不过，由于许慎博学多能，对汉字形体又深思熟虑，全面考察，因而使其成就在客观上突破了原来的目的，以至于引起后来学者浓厚的兴趣，并据此而作进一步的探讨与钻研，把它看成一部文字学的专着。传统文字学称作“国小” ，开始也表明其起点是很低的识字教学，只是由于两汉经学今古文斗争中古文经学家的推崇， “国小”才上升为考证和释读儒家经典的津梁，即讲解古代文献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因而有了崇高的地位。其次，对于“六书” ，班固引刘歆称为“造字之本” 。所谓“造字” ，当有两层含义：一是就汉字的整体系统而言，即把语词转化为文字；二是就汉字的单个形体而言，即单个字形如何体现所记载的语词。许慎所说“作书”当指后者，且云“厥意可得而说” 。因此， “六书”在当时是对“着于竹帛”之“书”的说解条例，即许慎心目中“说字解经”的“字例之条” 。解读古代文献的实用目的，也造就了“国小”固有的形、音、义互求的传统方法，其分析对象是秦代规範过的小篆，而汉代学者所说的“六书”就成了传统文字学分析汉字构形的法则。对《说文解字》及其“六书”的原本性质，后人缺乏真正完整的理解，因而形成了言人人殊的複杂局面。班固所谓“造字” ，许慎所谓“作书” ，其实质即为语词构造一个书面形体，也就是“汉字构形” 。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摸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当时人的思维方式。上古时期，人类认知思维的特点必定是重形体、重感知。在汉字初创时期，先民的构形思维必然只着眼于语词所指称的意义内容上，即用字形直接显示词义，以达到“目治”的目的。但是，作为“造字”的这种构形方式明显地有其局限性，因而古人构形思维的着眼点必然转向词的语音上。汉语是单音成义的词根语（孤立语），音节的有限必然带来同音字的增多，因而引起表义上的困扰。为摆脱这种困扰，先民的构形思维便自然发生逆转，从着眼于词的语音又回复到着眼于词的意义。这一曲折的构形思维历程，给先民带来新的启迪，到最后，在汉字构形上，便同时兼顾词的意义和语音两个方面。根据这种构形思维历程的合理推测， “六书”作为构形方式，其出现的先后顺序大体是：象形—象意（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应当指出，许慎在《说文》里对汉字字形的编排，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系统论思想，但是，他对“六书”（作为构形方式）产生的顺序从未经过深入的思考，其排列也就自然不会着眼于汉字演化的历史事实。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系统性和历时性两个层面来重新思考并加以解释，方能揭示传统“六书”之真谛。再剖析许慎于《后叙》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又云：“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渐多也。”这是许氏对九千多小篆形体的基本分类，即区分为“文”和“字”两大类：“象形、指事、会意”是对“依类象形”（后二者含有象形因素）的“文”的解说；“假借、转注、形声”是对 “孳乳渐多”的“字”的解说。因为前三者是“本于物象” ，而后三者是以“文”为根而孳生的。这就是说，许慎所谓“六书”并不是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完备的分类。他处在语文学时代，即使是对汉字构形的解说，也不可能没有局限。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作为说解的“六书” ，分类比较粗疏；二是对“六书”本身的界说过于简略，又受了当时骈体文风的消极影响；三是每书所举例字太少，又未加以具体分析。正是这些，给后来的论争留下了极大的空间。因此，有必要对“六书”重新加以剖析，以再现其本原意义。象形许氏云“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象形即取象于物形。过去，曾有学者把象形分为独体与合体两类。其实按构形方式来说，独体象形就是绘形象物，即用简洁的笔画描绘语词所指称的物体，构成一个独立的图象。例如“子、自、止、贝、它、晶、网、行”等。合体象形就是烘托显物，即藉助一个相关物象的陪衬，来显示所要表达的物体。例如“页、眉、果、聿、牢、须、血、州”等，其中“人、目、木、又、牛、页、皿、川”都是用来衬托其余所要表示的主要部分的。这两类象形字，是绝大多数汉字构形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