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幕后的奇迹往事——布置天安门城楼中国之最天安门 _中国之最天安门

【开国大典幕后的奇迹往事——布置天安门城楼中国之最天安门】
1994年，叶挺将军长孙、中国第五代导演叶大鹰偶然看到了一张开国大典前天安门城楼的照片，其荒废失修、破败不堪的景象令他非常吃惊。他不禁想：“天安门是在哪一刻突然变成我们心目中的样子的？照片里破败荒芜的古城楼，是如何成为新中国的国家政治地标，成为中国人心中至高无上的精神象征的呢？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这里一定有一个故事。”
这个疑问促使他多方考证，一步步揭开了开国大典幕后的这段奇迹般的往事。而这个故事的主角——苏凡，就是叶大鹰执导的国庆六十周年献礼片《天安门》中，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舞美队队长田震英的原型。
叶大鹰导演电影《天安门》剧照

改名换姓参加革命，与田华一见钟情苏凡原名杨振元，河北涿州人。在祖父和父亲爱国情怀的熏陶下，苏凡很早就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曾与李公朴一起发表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演讲。父亲离世后，他前往北平进德中学求学，加入了北京剧社，走上了文艺革命道路。
苏凡全家福
1943年，苏凡十九岁，在河北省立保定师范学校就读。一天，他的舞台艺术领路人陆伯年来看望他。两人斟茶恳谈后，陆伯年觉得他成熟了不少，就郑重地问道：“小杨，你想不想革命？”“革命”这两个字正中杨振元下怀，只是他一直苦于无人引路，不由脱口而出：“当然想！”
那时，陆伯年即将被派往晋察冀边区根据地工作，杨振元得知后非常激动，当即决定跟随其前往。起程之前，为了防止日后敌人对其家人迫害，组织要求杨振元改名换姓。杨振元决定改名为“苏凡”，“苏”代表了共产主义发源地苏联，“凡”则意味着他是几亿中国人中的普通一员。
7月，通过北平地下党联系，苏凡同交通科长张大中一起，通过种种险阻，来到了晋察冀边区根据地，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4年12月，苏凡顺利毕业，被分配到位于河北省阜平县凹里村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简称抗敌剧社）舞美队。
报到第一天，他就与剧社十六岁的田华一见钟情。彼时的田华已是抗敌剧社的“台柱”演员，苏凡经常在工作中帮助她。两人历经风雨，于1949年8月4日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新婚生活简单而甜蜜，苏凡和田华全身心投入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因舞美队的苏凡常住在洋溢胡同，而戏剧队的田华住在北池子胡同，他们俩同华北文工团的大多数夫妇一样，只能周六见面。然而，新婚还不足一月，丈夫苏凡竟凭空消失了，这让田华感到震惊。
原来，此时的苏凡接到了一项重大任务，且需要保密。
开国大典前不到一个月，接受布置天安门城楼的任务就在他们婚后不久，开国大典主席台被定在天安门城楼。周恩来总理将布置城楼的任务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致祥决定交由文工团舞美队队长苏凡负责。眼看距开国大典仅剩二十八天，苏凡立即带上两位同事赶赴天安门，一位是他的老战友肖野，一位是日本左翼美术家森茂。
他们一行人到达天安门现场后，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尽管清场工作早已经开始，但天安门城楼屋顶杂草丛生，红墙斑驳剥蚀，广场上铺满了厚实的“鸽粪地毯” 。苏凡当机立断，下令对会场进行实地测量，他们要第一时间拿到数据，为设计和搭建工作争取时间。
数据采集工作接近尾声时，如何进行设计，如何提炼亮点成了苏凡心中的头等大事。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无疑是神圣而庄严的，会场设计既不能囿于“旧”，否则难以彰显新中国的新气象；更不能过于“新”，否则会失却五千年华夏的文化特色。而此时国徽、国旗尚未设计完毕，开国大典会场设计没有任何可以参考或借鉴的东西。

开国大典幕后的奇迹往事——布置天安门城楼 中国之最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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