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_胡适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回顾百年中国的宪政历程，愈发令人感念，先生作为自由主义的先驱，其朴素平实的宪政思想，竟然具有穿越时空的光芒。
胡适先生在百年中国的定位，首先是一位学人，而且与国立北京大学，有着殊胜的因缘，先生的生日，12月17日，正是老北大的校庆日。胡适1917年由蔡元培先生礼聘入北大，开始了漫长的教育家的生涯。
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上，胡适先生这一代学人，内心尚有修齐治平的传统积淀，学而优则仕，多数人走着亦学亦政的人生轨迹，而胡适先生，除了抗战时期，担任驻美大使，一生谨守学人的底线，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这样，胡适先生就与翁文灏、蒋梦麟、罗家伦、蒋廷黻、吴景超、叶公超“出山”的朋友相区别。
同时，胡适先生与醇儒陈寅恪不同，爱惜羽毛的先生，自称“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天生对政治具有特别的敏感和浓厚的兴致，通过主持《努力》、《新月》、《独立评论》、《自由中国》，胡适殚精竭虑，拓展言论自由的空间，普及民主宪政常识，尽了一份知识分子的责任。
【胡适：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样胡适先生走了一条非常独特的路，先生有言：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这番话，充分表达了先生对政治的关切。国家不上轨道，正直的学人，都会感同身受，只不过，学养和兴味有异，取径不同而已。
胡适先生“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对现实政治，议论风生，津津有味，但，只是表达内心的感受，决不“下海” 。商务印书馆的朋友高梦旦、张元济，都觉得梁任公吃亏在放弃了言论事业，去做总长。胡适内心，也是这样看待的，所以，决计不做“梁任公之续” 。但是，胡适打定主意不做官，但决不放弃言论的冲动。胡适先生的独特路径在于，只“议政”，不“参政” 。
先生早岁游美期间，新大陆这块年轻的土地，竟然具有如此丰厚的民主传统，令人惊诧不已，也令人低回不已！1912年，正直总统选举年，年轻的胡适热忱参“大选”，成为内心民主宪政的“酵母” 。胡适先生对民主宪政的自觉认识，首先得益于七年的留学生活，其次，先生的见解，根植于深切的历史视野，所以，先生质朴平实的见解，比起政治学学养深厚的钱端升，更有厚重之感。
既然，在胡适先生看来，民主政治是一种现代生活，“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经过努力，中国完全可以走上这种道路。胡适先生既是一个试验主义者，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宏大目标，点滴努力。”
胡适在办《独立评论》期间，就曾发生民主与独裁的讨论。钱端升、蒋廷黻、吴景超，这些受过民主熏陶、学养深厚的朋友们，竟然都拥护独裁，这让胡适觉得有话要说。钱端升的文章最具有代表性：“我们中有些人——我自己即是一个——本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这些人对于犯民主政治的各种制度自然看了极不顺眼，但如果我们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近代国家，我们恐怕也非改变我们的成见不可。”
《独立评论》的朋友，竟然担挑独立了，不具有底线政治共识。出现这种情形，一方面有些人把民主看得高不可攀，另一方面，可以说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救亡压倒了启蒙。这也是落后国家的“囚徒困境” 。
胡适先生指出，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按理说，类似民主与独裁的争论，应该发生在英国、美国这样率先进入宪政的国度。因为，那时候，民主宪政还没有成功的标杆，那么，肯定有一帮老辈谆谆告诫那些后生：既然连民主的概念，都那么模糊，历史上没有搞过，何必舍近求远、标新立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