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二 ) _胡适

历史的吊诡在于，民主宪政的先进国家，通过努力和实干，生长出一套宪政的制度安排，而落后的中国，1933年，现代学人还在探讨新式独裁的可行性，怎么不令胡适先生感慨万千呢？胡适先生坦诚告诉朋友们，中国既无独裁的必要也无可能。
胡适先生不愧是新文化运动的巨擘。笔者看来，这场运动，既是文艺复兴，又是启蒙运动，从此，中国人不迷信孔夫子，不以孔子定是非。
可是，时过境迁，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却开始建立新的现代迷信，胡适先生觉得，真是不可思议，惊诧莫名！
原来，国民党从总理孙中山那里，寻找政治构架的合法性。“知难行易”、“先知先觉”、“军政、训政、宪政”，都是孙中山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无奈，历史没有给他更多实践政治理想的机会。
国民党一上台，便开始对孙中山搞造神运动，以孙中山的是非定是非。秉持自由理念的胡适先生，倍感压抑，北洋政府固然很糟糕，激发了自己谈论政治的冲动，《我们的政治主张》，就是胡适的锋芒初试，呼唤一个好政府。北洋政府，一方面没有搞造神运动，另一方面贿选丑闻不断，但毕竟还是保持国会的安排。国民党比起北洋政府，号称先进，竟然，“公仆”还要训练“主人”参政的能力，何时结束训政、开辟宪政，既没有路线图，也没有时间表，简直是开历史的倒车。
这时，正值胡适先生卜居上海，与老友徐志摩、余上沅、梁实秋、潘光旦、闻一多、饶孟侃，将新月社由松散的沙龙，变成比较紧密的社团，《新月》时期的胡适先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时评政论，大气磅礴，酣畅淋漓，大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铮铮铁骨。
胡适先生《新月》时期，先后写出《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痛陈时弊，言辞激越：“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胡适先生认为，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种教育，人民参政并不需要专门的知识，而是参政的经验。‘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这便是民权主义的根据。怕只怕民众不肯出来参政，只要民众肯出来参政，一回生，二回便熟了。
胡适先生终其一生，是一个平和的自由主义者，先生的“理想国”——古老的国度，实现民主宪政。胡适先生曾经隐忍过，退让过，但是，平生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
胡适和蒋廷黻两位先生，所走的道路，不少学者翘首以盼，但，两位先生，对于入阁，有着理性的判断，坚守着底线伦理，保持了独立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