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后半生成为歌德派( 二 ) _郭沫若

郭沫若先生后半生，面对全能政治的生态，闪转腾挪，空间实在有限，与世俯仰，载沉载浮，成为“歌德派”，既有屈尊纡贵的无奈，又有制度层面的理路，堪称转型时代，独一无二的典型。历史的隐衷，已然随着当事人的离世，化为一缕云烟。
1953年4月，郭沫若为成都杜甫草堂撰联：世人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郭沫若对诗圣的评价，很中肯。1962年6月，郭沫若发表《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纪念杜甫诞辰一千二百五十周年，李白逝世一千二百周年：“我们要向杜甫学习，也要向李白学习，最好把李白与杜甫结合起来。李白与杜甫的结合，换一句话说，也就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正是由于郭沫若的推崇，杜甫成为世界文化名人。郭沫若先生对杜甫有着如此深情厚谊，堪称杜甫的异代知音啊！
九年以后出现了令人遗憾的事情，郭沫若先生于1971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著《李白与杜甫》，一反常态，条分缕析杜甫的“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地主生活”、“宗教信仰”、“嗜酒终身” 。郭沫若氏，将阶级斗争贯穿在这本著作的始终，这样一来，不仅杜甫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的，杜甫《三吏》、《三别》，思想性、艺术性都是成问题的，鄙陋不堪。郭沫若先生，对待杜甫，不仅有失厚道，还要踏上一只脚，让杜甫永世不得翻身。这时候，带着地图，就已经完全变成了有色眼镜。
遗憾的是，这样一位才情横溢的学者，日后竟然匍匐在政治的脚下，令人叹惋！
【郭沫若：后半生成为歌德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