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去世,十六日颁行康熙帝遗诏,四天后即二十日颁行雍正帝登极诏书 。登极诏书的原件迄今未见,《清世宗御制文集》收录的版本说:
“……惟我国家受天绥佑,圣祖、神宗肇造区夏,世祖章皇帝统一疆隅,我皇考大行皇帝临御六十一年……二皇子弱龄建立,深为圣慈钟爱……”
这里的“二皇子”,指的是允祉 。值得注意的是,《上谕内阁》所收该诏书如是写道:
“……惟我国家受天绥佑,太祖、太宗肇造区夏,世祖章皇帝统一疆隅,我皇考大行皇帝临御六十一年……皇二子弱龄建立,深为圣慈钟爱……”
同一份诏书的不同抄录版本,“二皇子”写成了“皇二子” 。何以如此呢?原来,十一月二十日的诏书,用“圣祖、神宗”指代皇帝先人,但是八天后即二十八日雍正君臣议定康熙帝的庙号为“圣祖” 。如此一来,诏书中既有“圣祖”,又有“皇考大行皇帝”,后人看了肯定会莫名其妙,以为说的都是康熙帝 。后来雍正君臣在编纂以往上谕时,对此做了必要的改动,改用“太祖、太宗”指代先人,同时也将“二皇子”改为“皇二子” 。乾隆时篡修《清世宗实录》采用的是改动后的诏书,也成为了最常见、通用的版本 。
康熙帝传位遗诏和雍正帝登极诏书,都是最重要的文件,且前后相继颁布,上述书写格式的不一致,充分说明了康熙帝传位之际,“皇子”的书写并无固定格式 。册封、传位等正式文件中“皇几子”格式用法,应是雍正以后才确定的 。
也正是因为当时没有固定的称呼格式,才会有更多的传言 。朝鲜人记载说:康熙帝在畅春苑临终时召阁老马齐言曰:“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 。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 。”
后来索性有了矫诏篡位的另一种版本:改“十”为“第” 。民国时期天嘏所著的野史《满清外史》说:康熙帝弥留时,手书遗诏曰:“朕十四皇子,即缵承大统 。”雍正帝改“十”字为“第”字 。
以“皇几子”的书写格式为据,反对“改十为于”说,实际上是受到了后世官方文件书写的影响,以此作为判定较早期的康熙帝传位书写的标准,这是时空倒置,不足为凭 。
是书面遗诏,还是临终遗言?
第三种反对意见认为,遗诏这么重要的文件,康熙时不可能只有汉文,也须有满文,或首先应是满文;即便汉文改了,满文的内容也难以篡改,绝不像改汉字“十”为“于”那么简单 。对于“改十为于”说,此乃釜底抽薪的一击 。
问题复杂,无法细辩,只是想指出,此说法同上面的一样,都过于讲求“道理”,而忘了“实际” 。反对“改十为于”矫诏篡立说的,恰恰与他们的论敌有一共同的前提,即认为确实存在康熙帝的遗诏 。这里所说的遗诏不是指前面引述过的,雍正帝即位后公之于天下的康熙帝遗诏(此遗诏是在康熙帝去世后制作的),而是指康熙帝临终前的遗诏,且它必须是书面遗诏,否则何谈篡改?
但真有这样一份遗诏吗?
雍正帝第一次谈到他继位的情况,是在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秘密立储之时 。他说得很简单:“我圣祖皇帝……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仓促之间,一言而定大计 。”在“仓促”“一言”的氛围中,分明不会有什么书面遗诏 。第二年,雍正帝又说:“前岁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始下旨意,……皇考陟天之后,方宣旨于朕 。”到了雍正五年他又说:“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兄弟及隆科多入见 。面降谕旨以大统付朕 。”直到雍正七年,他在亲自颁行的《大义觉迷录》一书中为自己继位辩解时,还是如此立场,那就是:康熙帝只有“末命”,也就是临终遗言,是口头遗诏,而没有书面遗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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