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为何多贤臣：揭开大汉王朝的倡导廉政文化 _历史

廉政文化的本质要求在于倡导人们以廉为荣，以贪为耻，从而营造一种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因此，当今我们迫切需要建设廉政的文化形式，藉以改变腐朽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汉朝文化有着极其深厚丰富的内涵，廉政文化就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廉政文化大体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反腐败中推动制度建设。秦朝的廉政建设主要是由道德追求向制度层面转化，到了汉朝便有了新的进步，国家围绕如何在政权体制中反腐倡廉做出了许多精密的设计，并在法律、法规，监察、监督，行政惯例上得以体现。由此，廉政设计和建设也成为政治家的政治理念之一，这种理念既是廉政制度文化推动廉政制度建设的反映，反过来也丰富并发展了廉政制度文化的内容。在汉代的政治制度设计中，监察制度是多层次、多方位的。不仅各级行政长官有监察的职责，还有专职的御史和刺史系统负责监察。这种专职监察制度的形成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官职设置，如对监察官选任的特殊要求，将监察官的隶属系统与行政官区别开来的做法，监察官以卑临尊的监察方式等等，体现了制度设计者深刻的思考。不仅在监察制度上，在官吏的使用规则上，如荐举中的连带责任制，任职中的地域回避制，以及道德与能力并重的考核制等等，也都体现了行政中的廉政意识。这些廉政措施所形成的政治理念上升为廉政文化，在整个中国古代廉政制度建设上始终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廉政制度的建设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终究是随着社会事务、政治事务的不断分化而调整;同样，廉政文化也不是静态的、孤立的，它不仅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丰富，而且不断向廉政制度浸润，有力推动着廉政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制度与制度文化呈现出现相互交融、相辅相成的格局，构成了中国汉代以来廉政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
在反腐败中倡导廉政思想。汉代廉政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廉政思想的丰富多彩，汉代思想家大都对现实问题高度关注，也在廉政问题上做出了许多理论思考与总结。这其中既有通过设官分职来加强权力制约、权力监督的具体设想，也有通过理想教育来提升个人的道德情操实现其为政清廉的目的，还有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揭示腐败对政权的危害。举例来说，汉代大思想家董仲舒竭力反对武帝的纯任刑罚举措，他说：“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他认为“教化废而奸邪并出”，“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汉书·董仲舒传》) 。我们认为，除了德教思想外，历代思想家们的忧患意识也是廉政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吏治清明，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也都是统治者忧患意识较为强烈的时期。如汉代的“文景之治”等都证明了这个问题。历代思想家的廉政观并不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而通过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多层次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之后向现实转化。历代诸多有为的帝王、政治家政治行为的背后，往往都鲜明地体现着思想家的智慧。汉代廉政思想与廉政制度的紧密结合构成了中国廉政文化的又一特色。
在反腐败中宣扬清廉风尚。所谓廉政风尚建设应当包括三个层次：第一，统治阶级通过政治宣扬在全社会倡导清廉为政的社会风气。如被统治阶级确立为正统思想的儒家思想，就对社会清廉风气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汉书·儒林传》记载元帝时的少府欧阳地余诫其子曰：“我死，官属即送汝财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孙，以廉洁著，可以自成。”“儒者子孙”与“廉洁”的内在联系正是儒家文化中的廉政意识广泛宣扬的社会结果。儒家经典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同构思想，由孝推及忠、廉的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相结合的思想，使廉政文化中的若干因素普及到社会中的个人和家庭。统治阶级对廉吏的旌表，对贪官的惩罚，使社会形成了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的社会氛围。第二，社会大众形成的舆论监督。这种舆论表现在社会大众自发地对贪官污吏的鞭挞和对廉洁为政者的歌颂。如汉代的太学生奔走呼号，无情揭露东汉末年的腐败政治，振聋发聩。第三，各种旨在惩恶扬善的艺术表现形式。汉代的民歌、民谣、诗赋、小说、绘画、雕塑、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中，都有丰富的廉政文化内容，它们在社会中的传播有力推动着整个社会廉政氛围的形成。上述廉政制度、廉政思想和廉政社会风尚并不是相互孤立的，它们彼此相互推动，相互影响，构成了汉代廉政文化的丰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