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愚公移山的故事最初记载于哪本书中？( 二 ) _列子

我们再比较“愚公移山”：
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
“明汝至愍，意不堪任”就是“帝感其诚”的意思，在这里，释迦世尊以神力移山被置换为天帝“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 。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列子》“愚公移山”与《移山经》在文本上的相似，绝非是偶然的巧合。然而，此二者孰先孰后?晋人张湛的《列子注序》(《全晋文》卷一百三十八)关于《列子》思想内容的评述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线索：
先君所录书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仅有存者，《列子》唯余《杨朱》《说符》、目录三卷。比乱，正舆为扬州刺史，先来过江。复在其家得四卷，寻从辅嗣女婿赵季子家得六卷，参校有无，始得全备。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丧，生觉与化梦等情，巨细不限一域，穷达无假智力，治身贵于肆任，顺性则所之皆适，水火可蹈，忘怀则无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大归同于老庄，属辞引类，特与《庄子》相似。
作为《列子》最早的整理者和注释者，张湛对《列子》的流传和文本情况当然也是比较了解的。在先秦时期，佛教尚未进入中国，至于佛经的广泛流行，则始于晋代。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换言之，张湛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列子》一书不是先秦古籍。在张湛看来，《列子》一书的内容颇多佛学思想的渗透，而语言和故事是思想的载体，这意味着《列子》的文本肯定有一些与佛经有关。章炳麟《菿汉昌言》卷四“湛谓与佛经相参，实则有取于佛经尔” ，如此理解是正确的。对此，季羡林先生做过非常具体的研究。1949年2月，季先生撰《〈列子〉与佛典——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和著者的一个推测》(《季羡林文集》第六卷《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1-53页)一文，该文为《列子》的断代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论证。季先生敏锐地发现《列子·汤问》篇和西晋竺法护译的《生经》都有关于“机关木人”(就是木制机器人)的记述。在经过细致的文本比对和深入的考察、探讨之后，他指出：“《列子》与《生经》里机关木人的故事绝不会是各不相谋的独立产生的，一定是其中的一个抄袭的另外一个。现在我们既然确定了印度是这个故事的老家，那么，《列子》抄袭佛典恐怕也就没有什么疑问了。”“《列子》既然抄袭了太康六年译出的《生经》，这部书的纂成一定不会早于太康六年(285年) 。”如此为《列子》成书断代是科学的合理的。但张湛《列子注序》称“遭永嘉之乱……仅有存者”云云，对此，季先生指出：“永嘉之乱大概是指的永嘉五年(311年)晋怀帝的被虏。”“永嘉五年上距太康六年只有二十六年。我们绝对不能相信，在《生经》译出后短短二十几年内，在当时书籍传播困难的情况下，竟然有人从里面抄出一段凑成一部《列子》。”此说则可商榷。其实古人编书和传播书籍，速度非常之快。即以《列子》为例，其《周穆王》篇乃摄取汲塚书《穆天子传》而成，甚至连“机关木人”也被套装在“穆王西巡狩”的叙述中。《晋书》卷五十一《束皙传》：“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迁尚书郎。”因此，《穆天子传》的流传必在束皙等人的整理本完成以后，即太康二年至太康六年之间(281—285年)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列子》一书应当始创于太康六年之后永嘉五年之前这26年之间(285—311年) 。而特别令人惊喜的是，《生经》的译者竺法护也是《移山经》的译者!而“愚公移山”和“机关木人”的故事也都见于《列子·汤问》篇!如此看来，《列子》的始创者曾经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法护译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