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末的道德悲哀:文天祥被俘后一直被要求自杀

南宋末年,南宋宰相文天祥在广东兵败被元军俘虏,并被带往北方囚禁,途中经过零丁洋,便写了“过零丁洋”诗来抒发国破家亡的感慨,全诗如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从文天祥被俘到最终英勇就义的4年时间里,竟然有无数江南人民担心文天祥会选择忍辱偷生,不能忠于南宋王朝,而是无时无刻不盼望着文天祥能早一天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
文天祥老部下写“生祭文”劝他舍生取义
文天祥从被俘那一天起,就有人希望他尽快舍生取义了 。
1278年12月,文天祥在广东海丰被元兵突袭,服毒自杀未成,被俘 。次年四月被押解到广州,而后北上前往大都 。文天祥作为俘虏进入江西时,就决心开始绝食,希望船到自己故乡吉安时像为不食周粟的伯阳、叔齐一样饿死守节,“饿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 。”在饿了八天后,却没有饿死,由于家乡已过,押解人按着鼻子灌食,文天祥没有能够在家乡殉国 。他希望能够有机会逃脱,即使死也不能在荒山野岭中,而要世人关注下悲壮而殉节 。所以,文天祥就“配合”押解他的元军,继续北上 。
但是,状元宰相文天祥被俘的消息此时已经传遍江南,他一直不殉国,让无数人焦虑不安、坐不住了,唯恐文天祥不死,担心他投降,从而让他与大宋的贞节受损 。
此时,南宋王朝已经彻底被灭,“旧中国”的无数官宦要么被杀,要么已经投降,包括文天祥的弟弟,而百姓和原来的低级官僚则是“沉默的大多数” 。“沉默的大多数”并非不爱国,甘愿接受异族统治,但他们自己不愿意牺牲,那是“肉食者”当大官者们的事,但他们也有期待,就是希望别人为“旧中国”守节殉难 。如今,整个江南都在看着被俘的文天祥,盼望着他早日杀身成仁 。也许,他们是害怕又出现一个“李陵”吧 。
喊出“沉默的大多数”心声的是文天祥的老部下,也是他庐陵(今吉安)的同乡王炎午 。王炎午(1252年—1324年)字鼎翁,是一位爱国青年 。文天祥赣州起兵勤王时,王炎午满怀一腔报国热血,参加抗元斗争事业,作了文天祥勤王军中的幕僚,很快却因为母亲有病而回归乡里,并“躲过”文天祥部队失败捐躯或者被俘的机会 。
这位当时28岁的王炎午,闻知文天祥押送船将过江西,即作了长达1800余字的《生祭文丞相文》 。王氏将《生祭文》誊写近百份,“字大如掌,揭之高砌”,张贴于文天祥可能被押解经过的自赣州、吉安、榉树、南昌等沿途驿站、码头的山墙、店壁诸醒目处 。还派人在各处宣读:“呜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邹鲁,科甲郊祁,斯文不朽,可死……为子孝,可死 。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将相,功名事业,可死 。仗义勤王,受命不辱,不负所学,可死 。……虽举事率无所成,而大节亦已无愧,所欠一死耳……”如果“志消气馁”,“岂不惜哉”!
总之,文丞相应该死,而且要赶快死 。他唯有一死方可明志,生命必须毁灭;忍辱偷生或者投降,就却意味精神的死亡 。王炎午们做的一切就是为了鼓动文天祥“速死”以保持名节,这并非个体行为 。那位曾经入狱探望文天祥,并给其演奏《胡笳十八拍》的道士汪元亮,也在探望过后“勉励”文天祥:“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将归死江南 。”
王炎午的行为,其实代表了当时江南在元兵铁蹄下“沉默的大多数”的道德要求,这篇祭文对当时的震动因此很大 。
王炎午如此大张旗鼓地劝文天祥死去,是有着社会心理基础的 。中国文化对文人的节气和女人的贞节的重视,在进入宋代以后,已经形成了一种高调的社会文化,但能够自觉实践的毕竟还是少数,多数人并不去殉难,而是劝他人为了崇高的道德价值做出牺牲 。这种高调的道德要求在文天祥以前就有存在,在其后也更有发展,但是像王炎午如此大胆地直接提出,形成对文天祥的道德舆论压力,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