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方氏后裔及方伯谦的同情者们不作此想,还要死死纠缠着这件血衣不放手 。就在我们看到,不论是方伯谦的“战衣”,还是方伯谦的“杀头衣”,都充斥着一派的荒诞不经的时候,有关方伯谦“血衣”的故事,还在继续演绎着,而且愈演愈具有舞台效果 。
方俪祥女士童年时,她的伯婆、方伯谦的葛夫人没有告诉她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文博副研究员王铁藩先生听来的,他说:
“我于1958年来访方熹藩老先生时,(在方故居前厅)横梁上挂有诰封盒一只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所毁;当时他们还从阁楼上搜出方伯谦的沾血军服和马刀(指挥刀) 。据说,伯谦蒙冤后,葛夫人欲持血衣上京控诉,被人劝阻没有成行 。这件沾满血迹的军服,是伯谦英勇作战的证据,可是被人抄去后,至今下落不明 。”[29]
在1991年9月13—14日福州召开的“甲午海战中之方伯谦问题研讨会”上,王铁藩先生再次作了说明:“方妻也曾想据此上京鸣冤 。这件血衣文革间被红卫兵抄走,下落不明 。昨天据老先生说,他们还见过这件血衣,确是战衣 。但我还没落实清楚” [30]”
我们这里不厌其烦地重复引用王铁藩先生的调查,是要大家注意到,按照王铁藩先生的说法,有三个问题是明确的:一,这个故事是“据说”,消息源不明;二,葛夫人没有进过京喊冤,只是“欲”、“曾想”而已;三,葛夫人“欲持血衣上京”的此一件衣服,是一件“血衣”,“这件血衣”是葛夫人收藏在福州方伯谦故居的“沾满血迹的军服” 。
王铁藩先生是诚实的,话也说得很小心,很明白 。他特别声明自己“还没落实清楚” 。
但是,王铁藩先生没有想清楚的事情,有人想清楚了,陈贞寿先生想清楚了,季平子先生也想清楚了 。
在会后编辑的《方伯谦问题研讨集》里,收录了一篇敬木的《是冤杀,还是罪有应得———“甲午战争中之方伯谦问题研讨会”综述》的文章 。在敬木的笔下,葛夫人不仅是“欲”或“曾想”了,而是直接去了北京城一趟:“方氏被杀不久,方妻即以被冤杀为由,上北京告御状” 。[31]
在陈贞寿于1992年4月12日为该书出版所作的“序”里,也变成了:“方伯谦被害后,其夫人即进京告御状” 。[32]
季平子于1992年4月3日为该书作的“叙”里,比陈贞寿迈进一步,更为细节化:(方伯谦被杀后)“不久方妻上北京告御状,想要清政府为方平反,未能达到目的” 。[33]
敬木何许人也且不论,陈贞寿、季平子两位先生可是被翻案者们视为“旗手”式的人物 。该二位教授的话,言简意赅,干脆利落,有一锤定音之效 。笔头果敢地一摇,“据说”转眼间变成了事实 。
退一步讲话,即如上述诸人的思路演绎出来的故事,无论其真假,有一点是明确的,葛夫人“欲持”或“持”的,肯定是福州方伯谦故居葛夫人收藏的那件方伯谦“沾满血迹的军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方伯谦血衣的故事还在延伸 。
这个故事到了《甲午海将方伯谦》一书(与《海军世家》为同一作者,海潮出版社1997年8月版)里,就变了模样:
“方伯谦在旅顺黄金山罹难后,他的继室葛氏夫人,受到威海刘公岛北洋水师闽籍官兵及眷属们的关怀与协助,穿了一件绣有一百个‘冤字’的长袍,千里迢迢赴京告御状,后来清廷宫中用羊毫沾金粉写了长联‘诰封’赐予葛夫人 。不久,葛夫人满怀悲痛、失望的心情,将方伯谦灵柩运回原籍安葬,返回故里福州朱紫坊48号,闭门念佛,直至亡故 。”[34]
这显然是一个不被认为是故事的故事,其“开创性”极为明显 。葛夫人“欲持血衣上京”发展成“穿了一件绣有一百个‘冤字’的长袍,千里迢迢赴京”;想法发展为行动;“血衣”演变为“百冤衣”;并非如季平子所谓“未能达到目的”,而是效果显著,喊冤喊出了一个“诰封” 。故事情节说得是极为动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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