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中改革者自身有哪些失误？ _改革

古今变法，都一定会触及既得利益。因此一定会遭到依靠旧制度不合理之处寻租的既得利益者反对。如果改革者的策略不对，也有可能遭到不是依靠寻租、而是依靠公平竞争获得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寻租和非寻租既得利益者的联合反对，很有可能导致改革的失败。历史不可能重演，但是历史的教训必须记取。我国今天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有必要回顾一下当年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以为今鉴。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已经有很多人分析过。通常的说法都是归于慈禧为首的保守势力的反对，袁世凯的告密等。但对于改革者自身的失误分析比较少。象戊戌变法这样在民族危亡时刻展开的全面改革，有反对者是很正常的。改革的成败，关键在于改革者是否能够因势利导。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改革者自身有哪些失误。
其一，变法没有顶层设计，事情想得太简单、太急于求成了。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一生仅仅面见过一次光绪帝。光绪帝向其抱怨反对势力强大，自己没权等。康有为对光绪帝强调三点。一是坚定变法决心，必须变法，全变，大变，不能枝节之变。二是变法的美妙前景，“泰西(注1)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于反掌间耳” 。三是针对皇上无权的情况，“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对于中国社会的小农经济结构、缺乏商法、民法的传统(注2)，对于如何建立改革的统一战线和依靠力量，如何用增量带动存量改革，改革的分步展开都没有冷静的思考和系统的设计，没有建设性的意见。改革是改错，一般不到生死攸关的绝望关头，政治势力没有断然改革的勇气，但面临绝境的改革却为改革布下了地雷阵和万丈悬崖的陷阱。改革的绝境环境，使得改革的主导者不能犯大错。一旦稍有失误，反对者就将以失误作为攻讦的口实，观望者却以之为退缩的砝码，改革者也难确保自己的信心。这时刻，不仅需要康有为鼓励光绪帝壮士断腕。更需要以其为首的维新派妥善安排全局、步步理性的谋篇布局、通盘规划;还要有吸纳各股势力、化干戈为玉帛、杜绝兄弟阋墙的内部损耗的胸襟与气魄。但是客观地说，这些必要的功课维新派并没有做。自公历1898年6月11日发布《定国是诏书》，百日维新期间共计发布变法诏令184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对此，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指出：“他们把足够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三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当时大部分地方对于光绪帝的政令都没有忠实执行。但是就连忠实执行皇帝政令的湖南省都跟不上变法的步伐。
光绪帝
其二，不懂得建立改革的统一战线。以光绪和慈禧的关系处理为例，当时的权力结构是帝—后结构，光绪虽然是合法的皇帝，但他不仅仅是没有实权，关键是没有政治斗争经验;慈禧虽然已经归政，但她是个政治女强人，一旦不玩政治就非常难受，朝中大臣多是她的亲信，实权实际上是掌握在慈禧手中。不管维新派是否愿意，这就是现实。光绪如果能够承认现实，处理好与慈禧的关系，利用慈禧的政治经验和在大臣中的威望，实际上可以增加变法的胜算。在1897年11月德国占领胶州湾后，光绪痛哭流涕，慈禧曾安慰皇帝说：“苟可致富强者，尔自为之，吾不内制也” 。在争取慈禧支持变法之前，按理应该母子俩互相敞开谈一下，取得彼此的谅解和支持，也适当地宽慰慈禧归政后感觉被冷落的心理(注3) 。但光绪很不策略地请庆亲王奕劻转述住在颐和园的慈禧，“如太后不同意变法，我愿退让此位，不敢做亡国之君” 。当时国家危机重重，光绪这样说实际上是在以撂挑子为要挟，激化矛盾。慈禧恶狠狠地说：“由他去办，事办不出模样，再说。”这实际上是把慈禧推到了变法的对立面。以致变法开始第5天，慈禧就命宠臣荣禄署理直隶总督，掌握京津一带兵权;规定今后新任二品以上大臣，必须向皇太后上折谢恩;将帝党核心人物、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削职为民。事实上慈禧要的是权，并不是反对变法图强。在亲手扼杀了戊戌变法后的两年，1901年1月29日，慈禧在西安颁布新政上谕，清末新政在慈禧亲自推动下启动。但可惜的是由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制改革的窗口期已经过去，民主共和的大幕已经拉开，这是后话(注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