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帝王为何隔代亲：宫廷里父子常互相猜疑 _帝王

导读：帝王世系大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据王国维诸先生考证，源自西周，始作俑者为“制礼作乐”的周公。立长不立贤，以先天的出生定序摈弃后天的人为选择，嫡长子制自有优势所在。起码可以有效地防止继承人在选贤过程中，统治集团内部的矫装伪饰、勾心斗角、拉帮结派、相互倾轧以及由此引发的内耗离心与崩解骚乱，给心怀异志、觑觎国器者以可乘之机。而帝王政治中据鼎秉权者的新旧交替是一姓王权生命中的薄弱环节，如何平稳地、安全地交接政权向来是历朝统治者的心腹大患。在这种情况下，立长制以先天既定性让选贤制下有机会者心无异想而安其分守其责，是防范乱自内作的屏障。尽管它也有虚弱的命门，如继位者少幼时政权的旁落宦官、外戚与母后，但王位继承人的立嫡制自西周以来至明代基本上无可动摇。
由少数民族执掌政权的清朝却是例外。清入关后，在皇位的承继上别于前朝，采用的是立贤制，即诸皇子均是候选人，择其贤能者立为皇储。表面上看来，这颇与现代的人才择优理念相符，而实际上的中选者只是取决于父皇的合意与否。欣悦于万人不如取悦于一人，因此诸皇子间竞争激烈之程度可想而知。而有幸承接帝位者，忘形的得意后掩饰不住的是极度扭曲心灵的累累伤痕——可见皇帝们常有的暴戾无常的言行实是大有理由的。同时关于在位者的流言也多有，在宫廷与坊间暗暗播布。例如雍正帝，在他峨峨金銮殿煌煌宝座的背后，弑父逐弟鸠子的阴影终其一生不散。“传位于四皇子”还是“传位十四皇子”，民间流传的篡诏矫命之说眉目甚细。因为四阿哥胤祯(雍正)不是诸位阿哥中最优秀者，他的承接大统引起了朝野无尽的善意或恶意的揣度。
于是有一种替雍正辩解的说法流传：清圣祖康熙帝非常喜爱天资聪慧的孙子弘历(乾隆)，其情殷殷甚于爱诸子。为确保帝位将来某日传与孙子，四子胤祯父因子贵被确立为皇位承继者。因此雍正不过是王权承继的一个过渡。乾隆盛世清室中兴，继位的乾隆帝的确没有辜负皇爷爷的厚望，成为一代有为名君。乾隆帝一生对祖父的恭敬、崇拜之心也眷眷可表，在登基六十年时，为免于超过康熙祖在位六十一年而显不敬，便下诏逊位于嘉庆，甘做太上皇。祖孙情浓明明可鉴，民间伦理关系中所谓的祖孙“隔代亲”在帝王政治中也有所反映。
照弗洛伊德理论，子对父的反父情结源于本能，因为生活中的父子关系有时是处于进退无措的境地。在古代的权力场中，父子关系的对抗更是得以放大，宫廷里父子常是互存警惕之心的。太子势力坐大，就有逼宫之嫌，是深为父皇忌讳的。这似乎也有理，如唐代“安史之乱”的平定中，太子李亨势力逐渐壮大，最后径自称帝——是为唐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玄宗黯然失却帝位。倘若太子懦弱势微，有时也会面临废嫡立庶的危险，如汉高祖刘邦的太子刘盈(惠帝)就有过一段被父皇预以赵王如意替换的危机。后太子采取建议，与刘邦曾征召而不得的山野隐逸高士“商山四皓”往来甚密，使刘邦顾及到太子在民间的影响力，取消了重立太子之念。权力的绝对诱惑，让父子之亲心生罅隙，使亲情异化。历史上弑父自立者亦不乏其人，如隋炀帝，还有安禄山、史思明不也是被自己的儿子安庆绪、史朝义害了吗?父子相隔太近，彼此看得太清，在权力交接的漫长等待中，很可能让人失掉耐心去“抢班” 。至于王权政治中的兄弟关系就更不可信了，李世民为了皇位杀兄灭弟的“玄武门之变”，不就是对着自己的手足大加杀戮吗?赵匡胤、赵匡义兄弟二人协力打下天下，却不能共享天下，夜里兄弟共饮，晨则宣告兄驾崩、弟登位，惟余这夜幕里的“烛光斧影”给后人留下无尽的猜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