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碍洋务运动的最大障碍：晚清的士大夫阶层( 三 ) _士大夫

自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中西交冲以来，中国人已越来越正视西方人，但越来越正视西方人的中国人里很少有人肯正视日本人。时至甲午战起仓促的一败再败，则中国人已不能不正视日本和不得不正视日本。而正视日本，目的全在时人所说的“反镜以观”，在这个久被目为“弹丸岛国”的东邻对照下省察中国自身。因此，集矢于李鸿章的言路高亢激烈，随之而转向由战争的失败追索因果，并纷纷着力于翻寻和抉发中国的积弊与时病，而后是议论的重心和理路都发生了变化：
二百年来，官守成法，士耽俗学，习熟见，以为当然，塞聪蔽明。冥冥长夜，胥十八行省四百兆人而成为不仁之疾。
这些弊和病存在已久，但在甲午战败的映照下全成了一时毕显而尤其触目动心的东西。走得更远一点的，则追溯道光以来中西交冲的种种情节而以彼律此，然后统括而论之曰：
观其宰相之谋成后战，则我之执政可耻;观其士卒之步武严肃，则我之将帅可耻;观其儒者之钩深索隐，则我之士可耻;观其田夫之蕃育稼畜，则我之农可耻;观其劳工之神明规绳，则我之工可耻;观其公司之操奇计赢，则我之商可耻。
辛丑年李鸿章自述三十多年办洋务，其实是纸糊的老虎，“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裱糊匠东补西贴”，外观上“成一净室”而已。他把中国比作“破屋”，指的正是中国社会的积弊和时病。
因此，清流议论在追索战争失败的因果里指向“二百年”的“塞聪蔽明”和“十八省”的“不仁之疾”，以及种种比照可见的“可耻” 。他们看到的东西，其实李鸿章已经比他们更早地看到了。这个过程使曾经痛骂李鸿章的清流在见识上与李鸿章有了一种相同和一致。比之将一场民族战争的结局归因于一人一身而穷究忠奸，这种由纵看“二百年来”为中国诊病象的理路无疑要深刻得多。
而时逢甲午战争的失败以其割地赔款之酷造成中国人“大野招魂哭国殇”之痛，则身在其中所感受到的“焚如之灾，迫在旦夕”，又远比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年历史过程更加惶遽亟促。当日张之洞称之为“非常之变局”，陶模称之为“危局”，稍后严复称之为“世变之亟” 。其中内含的紧张和忧惧，显然都比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时论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既沉重得多，又急迫得多。在这种积弊与危局的互相对映里，士大夫生当斯世斯时而惊惧交集，已不能不力除积弊以应对逼来的危局，并由此走向“变通成法” 。
经历了这一段历史的过来人后来追叙说：“吾国经甲午一战败于日本后，洞明时事之流，已佥知非变法不足以图存，非将教育政治一切经国家治人民之大经大法改弦易辙，不足以言变法。”在三十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之后，这是士林中的一种新的时趋和走势。而主导了清议，从而牵引了这种时趋和走向的，便是甲午乙未之际因议战拒和而聚合起来的清流人物群。随后，是“京邸大僚之议论、翰林御史之条陈、外省督抚学政之文告奏”的纷纷然跟着走。
在这种时趋变和走向变的过程里，一方面，身为清流前辈而位居众目仰视之地的翁同龢、张之洞能够影响和导引清流人物，并因此而影响和导引士林;群集的清流人物也能够影响和导引翁同龢、张之洞，并因此而影响和导引那个时候的政局。另一方面，由此形成的清流与大吏相连、与庙堂相连、与君侧相连，又使他们在群谋国是的呼应里筑成的人际勾连成为一种上通的现成路径，为原本不在清流渊源之内的士人中的急急乎进取者提供了可以借用的途径，使之能够沿此拾级而上，快步走近权力的高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