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中世纪：人文主义的利剑如何改变世界？世界之最终( 五 ) _世界之最终

人文主义的未来
人文主义的概念在中国也常常被翻译为“人道主义”，但相较而言，人文主义更为强调理性与教化的维度，而人道主义则更注重人的生存维度。《周易》中所讲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与董仲舒的“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都是与自然之性相对立的人文教化。近代以来，围绕着“人文主义”及其种种思潮，中国知识分子展开了大量讨论，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在整个20世纪的发展道路。（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复旦大学章可教授于2015年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文主义”的概念史》）。
在民国时期最受追捧的人文主义者，便是美国哲学家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年）。早在1929年，吴宓、胡先骕等白璧德的“中国门生”便出版了《白璧德与人文主义》等书。白璧德的本业是研究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被视为美国新人文主义思潮的奠基人。他一直强调知识分子对自己所处的社会进行批判。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与他所处的时代搏斗，并赋予这个时代在他看来所需要的东西” 。白璧德所生活的时代，美国正面临着各种进步的诱惑和层层的危机。他所倡导的新人文主义强调适度的法则，主张人内心的道德自律形成“内在制约”，在人的“自然性”和“超自然性”之间寻得一种平衡。也正因为如此，他特别认同儒家的中庸之道，认为中国素来以道德观念作为立国之根本，聚焦于人与人的伦理关系，是华夏传统盛于他种文明的核心之处。这种倡导也迎合了当时中国知识界“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情感和认知。到20世纪下半叶，“人道主义”被认定为虚伪的资产阶级情感受到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批判。到20世纪80年代，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也曾经引发轩然大波。
米歇尔·德·蒙田（1533－1592），法国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启蒙运动以前法国的一位知识权威和批评家，也是一位人类感情的冷峻的观察家，一位对各民族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进行冷静研究的学者。蒙田出身贵族，早年学习拉丁文，成年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深居简出，闭门读书、思考。1572年开始撰写其被称为“16世纪各种知识的总汇”的《随笔集》。
近年来，人文学科的许多学者都在试图探寻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学科的未来。古典学还有未来吗？语文学还有未来吗？历史学还有未来吗？这些疑问，一言以蔽之，就是人文主义还有未来吗？许多人认为随着网络的发达，ChatGPT等人工智能的出现，许多人文学科的学生使用“作弊工具”撰写的论文比他们亲自去读书、思考后书写的“作业”能获得更好的分数，那么他们还有必要读书吗？这种想法，就是典型的结果论而非人文主义的观点。因为按照人文主义的观念，在阅读中所获得的触动、启发，无论是知识的积累还是情感的积蓄，其本质都是通过阅读、思考和书写形成人的自我教育和自我塑造，最重要的不是分数，而是人在这个过程中的参与，以及人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体会。
蒙田写下过这样的句子：“我这个人爱生活，天主赐给我怎样的生活我便怎样过活。我们寻求其他处境是因为不会利用自身的处境，我们要走出自己是因为不知道自身的潜能。”无论如何来定义人文主义，在任何一个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潮都有一些共通的特征。比如，他们都拒绝毫不犹豫地接受权威或者政府所试图灌输的某些观念，他们也拒绝对权力滥用或各种不公正的行为视而不见，他们也坚决拒绝接受命运已被注定、平凡人对于社会无法改变的宿命论观点。在这六个世纪，乃至八个世纪以来，人文主义传统都明白人类无法拥有完全的自由，但依然相信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自己作选择，并能够对这种选择负责。犹如鲁迅先生在1919年11月的《新青年》上所写道的：“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这便是人文主义的利剑，我们所生活的是一个已经为思想所改变的世界。

告别中世纪：人文主义的利剑如何改变世界？ 世界之最终(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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