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辩证法和逻辑理性推演为核心的经院主义方法，曾经在11世纪中后期以来扮演着对抗权威、张扬理性的武器，但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演变之后，成为了扼杀独立思想的僵化体系 。整个社会的世俗化以及在重大灾难中面临死亡威胁时，大众对教会乃至神明拯救能力的怀疑 。许多知识人指出，人所能做的不是去探求神意，而是要探索自己，于是涌现出了大量关于伦理道德、社会运作等方面的探讨 。
行动中的人文主义
虽然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年）很难被说成是一位典型的“人文主义者”，但他确实在很早就强调要将思想转化为行动，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基督教传统将谦卑、自我克制以及对世俗事务的鄙夷抬升到了不该有的高度（尼采也将基督教伦理称为“奴隶的道德”） 。马基雅维利抨击基督教以一种避世逃离的态度来面对世界，将全部力量与希望都寄托于缥缈的来世，而这就等于将这个世界“作为猎物交给邪恶之人” 。
在启蒙运动时代，哲人之思搅动着整个知识界，最后以大革命的形式爆发出来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汗牛充栋，人们对这一划时代事件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在其最初发生的时候，人们最关心的是“自由”，在人人享有自由的前提下实现“平等”，并最终形成“博爱” 。
对自由的强调在人文主义演进谱系中一以贯之 。启蒙运动的一个核心信念就是，如果个体的人类所具有的能量都能得到释放，那么作为整体的人类将会取得无限的成就 。人文主义强调发挥人的潜能、彰显人的创造力 。在实现人的创造力和才智过程中，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是必须的条件，如果不具备条件，那就创造这种自由的条件 。而且，那个时候的哲人们在进行批判和倡导自由的时候，都是以取得实际的结果为目标 。无论是什么人，从其本能的角度来说，都是希望在生活中增加愉悦与幸福，避免疼痛与苦楚 。
法国思想家卢梭 。
但是，在大革命时期，我们看到对众生的悲悯转化为对民众的暴力 。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认为主权源自于全体人民，不可剥夺也不可放弃，人民必须亲自行使主权，且在充当立法者的时候表达公意 。当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1758—1794年）要按卢梭的原则使法国在道德上重生、以理性教代替基督教的时候，他坚信自己的断头台可以引领那些还没有被处决的人走向他的“自由” 。这些唱着进行曲要去解救被压迫者的斗士们，变成了历史上最为虚伪的两面派，他们要“照亮”人的心灵，但一看到别人在读书就会战栗；他们鼓励人们阅读被允许的材料，但只让他们相信，却不许他们思考；他们好话说尽，他们坏事做绝 。
卢梭还曾说：“以绞死或废黜一个暴君为目的的暴动,乃是与他昨天处置臣民生命财产的那些暴行同样合法的行动 。支持他的只有暴力,推翻他的也只有暴力 。”启蒙思想家们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人不同，他们所面临的是更为严峻的情况 。与彼特拉克赞美古典、欣赏自然壮美的情怀不同，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年）在历史中所看到的是一片片的血肉尸骸 。但无论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都无法使孟德斯鸠去接受专制的体制，因为从人的尊严来说，这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 。与此同时，关心他人也是人的一种自然本能，此处与孟子所说的“四心”（亦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德国思想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年）却认为，不存在普遍恒定的人性，也不存在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理想，各个民族在不同的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品质 。不过，如果在一个社会中，这种本能反应受到了抑制，为冷漠所取代，那就说明了整个社会的极度扭曲催逼着只保存求生动物本能的人的集体异化 。此外，托克维尔（Tocqueville，1805—1859年）认为，自由和平等的获得必须依靠一种制度来维系 。在那个时候，托克维尔认为必要的保障是官员选举、独立法庭、不受侵犯的议会，以及新闻自由，他甚至认为新闻和言论自由“是维护自由的最重要民主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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