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非常相权与其后的异变 _生活百科

谙熟中国政治的美国学者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充满了尚未成为制度的组织。”在王安石变法初期，也有一个仅存16个月的制置三司条例司，正是这样尚未成为制度的组织。关于它的创设，在推崇变法的传统语境下，往往不吝赞词而高度肯定。但倘若结合宋代君主政体转向内在的动态进程，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是非得失，以及由此引起的负面异动，似有重加考量的必要。
一
宋神宗即位之际，变法与改革已成君主与士大夫官僚的共识。借用余英時的说法，宋神宗以“一个少年皇帝一心一意在追寻重新塑造世界的伟大构想”(《朱熹的历史世界》238页，下引此书仅注页码) 。他先寄望于元老大臣，收获的却是“安内为先”、“信赏必罚”之类空泛的告诫;失望之余，越发赞赏王安石的经世致用，期望与他共成一代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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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标志着他“得君行道”推行变法的发轫。王安石首先倡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以便有力推动变法。这对君臣当时有番议论。王安石认为：“今欲理财，则当收利权。”宋神宗深表赞许。北宋财权归三司执掌，其长官三司使号称“计相” 。王安石收利权之说，显然有其预判：变法既以理财为主旨，必与三司旧体制扞格不入，有必要将利权紧攥在手。他向神宗设譬道：“十人理财，倘若做坏一二件事，反对之论就会乘机而起。尧与群臣共择一人治水，尚且不能不败事。何况选用的不止一人，岂能没有失误，关键要考量利害多少，不为异论所惑。”宋神宗认同其说，毫不犹豫地批准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让王安石以参知政事身份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任提举。
宋代立国以来，中枢权力结构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制度程序，陈亮在《论执要之道》里有一段概括性议论：
自祖宗以来，军国大事，三省议定，面奏获旨，差除即以熟状进入。获可，始下中书造命，门下审读。有未当者，在中书则舍人封驳之，在门下则给事中封驳之。始过尚书奉行。有未当者，侍从论思之，台谏劾举之。此所以立政之大体，总权之大纲。端拱於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
这里的“三省” ，即指中书门下，是由全体宰相班子组成的最高行政机构。其所议定的所有军国大事与重要任命，不仅先应得到皇帝批准同意，还要经过中书舍人与给事中的封驳(即审议通过) ，才能交付尚书省执行。倘若侍从官与台谏官认为不妥，仍可议论与弹劾，及时加以纠正。这样，最高权力层面就形成了相应合理的制衡机制。
【王安石的非常相权与其后的异变】变法之初，王安石仅是参知政事(副相) ，不过宰相班子的成员之一，其上至少还有左右宰相。其时五位成员，舆论曾各有一字评，合起来是“生老病死苦”：生指王安石，生气勃勃地锐意新法;老指右相曾公亮，他因年老而首鼠两端;病指左相富弼，他不满新法而称病不出;死指参知政事唐介，他也反对新法，不到两月就去世;苦指参知政事赵抃，每见新法出台，他便不停称苦。这样，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在“三省议定”环节就可能受阻搁浅而送不到宋神宗那里。王安石后来反对撤废条例司时，曾托出其创设的初衷：“令分为一司，则事易商议，早见事功。若归中书，则待四人无异议，然后草具文字，文字成，须遍历四人看详，然后出。至于白事之人，亦须待四人皆许，则事积而难集。”由此足见，之所以迫不及待创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根本目的还是最大限度扩张变法派的权力， “患同执政者间不从奏” ，减少变法推进时可能出现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