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儒佛之辨：他通过批判佛学来抬高理学 _儒家

【朱熹的儒佛之辨：他通过批判佛学来抬高理学】宋代士大夫的排佛兴儒运动持续时间很长，如果将朱熹等人对佛教的批评也列入其中，那么，这一时段则从北宋初年一直延续到了南宋初期，几乎与理学的形成与确立相始终。其中，排佛思潮最为剧烈的时间当为北宋初、中期，其代表人物有所谓“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以及欧阳修、李觏等人。不过，上述士大夫的表层批判对佛教并未形成根本性的冲击，对佛教真正提出深层批判的还是少数在学术上有造就的理学家，如张载、二程、朱熹等人。他们所做的不仅仅是辨异端、辟邪说，而且是深入到佛教思想的内部，发掘佛教本身的漏洞而予以攻击。他们既要对佛教的批判穷深极微，又必须立足于儒家的伦理本位，阐明儒家自身的微言大义。应该说，理学家对佛教(含道教)的批判越深入，儒学自身的优势就越明显，这是宋代理学回应佛、道二教特别是佛教挑战的一个必要环节。
本文集中探讨的是朱熹对佛教的批判。朱熹不仅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宋代士大夫排佛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与二程、张载的辟佛有直接的承继关系，也对北宋以来的士大夫排佛思潮有过批判性的总结。从朱熹的有关言论看，他往往是从否定佛教的角度来阐明儒学的价值，儒佛之辨是朱熹排佛的一大特色。
对于朱熹的排佛思想，以往的研究多立足于唐宋之际的儒学复兴思潮的发展大势，着力于朱熹的承“道统”、斥“异端”的现象描述，对于朱熹在排佛中一以贯之的儒佛之辨缺乏深入的分析，而且碍于朱熹在理学中的崇高地位，对其排佛思想没有从价值中立的立场进行客观的评价。有鉴于此，本文主要从朱熹对佛教“内在批判”的层面，对朱熹关于儒佛二家的本体论、心性论、境界论、工夫论和修养论等方面的言论进行梳理，从多元性的价值立场力图对朱熹的儒佛之辨作出合理的评价。
批判佛教破坏人伦纲常是历代辟佛者的必发之辞。人伦纲常是儒学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儒学在三教中能够占据主导地位的关键。佛教在中国遭到最大的攻击就是它的“不忠不孝”，损害了纲常名教，为此，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变革就是提倡孝亲忠君，并且以出家济世为“大孝”的理论来回应儒家的抨击。尽管如此，儒家仍然一直抓住佛教的“出世”思想和行为不放，对其进行严厉的批判。
程颐曾说，释氏之学无须同圣人之学进行比较，只从“迹”上就可以判其荒谬：佛氏逃父出家，便是绝人伦、背离君臣父子夫妇之道。(《二程集》上，第148页)朱熹也表示赞同：“佛、老之学，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废三纲五常，这一事已是极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说。”(《朱子语类》，第3014页)但朱熹比伊川深入的地方，是不满足于就“迹”上断之，而是从“理”上断之，从虚与实或空与有、理与事等方面作比较，对儒佛二家的本体论作了根本的辨析。
朱熹指出，佛教的最高本体是“空”，是一切皆空，儒家的最高本体是“理”，是“万理咸备”;比较起来，佛教的本体是没有任何具体内容的“空无”之体，儒家则是体用兼备，充实而广大：
释、老称其有见，只是见得个空虚寂灭。真是虚，真是寂无处，不知他所谓见者见个甚底?莫亲于父子，却弃了父子;莫重于君臣，却绝了君臣;以至民生彝伦之间不可阙者，它一皆去之。所谓见者见个甚物?(同上)
在朱熹看来，儒家的“天理”中包含着仁民爱物、民生彝伦、格物致知等方面的内容，佛教不是没有见到“理”，而是见到了离开人伦日用的空理，所以是“空虚寂灭” 。朱熹以此断定“释氏虚，吾儒实”，“释言空，儒言实;释言无，儒言有”，“释氏只要空，圣人只要实”，强调儒佛两家本体论的根本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