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的研究意义：中国历史纪年的重大节点 _周武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被后世儒家解释为顺天应民的中国第一场"革命"--"武王克商"究竟是怎么打的?假如纣王并非后世传说中的无道昏君，《史记》中记载的商纣王军队七十万人临阵反戈是怎么回事?更重要的是，这场革命究竟发生在何时?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伟大国家。人们总是说，中华的文明延传了五千年，从来不曾间断。中国人都相信自己是炎黄子孙，华夏后裔。从最古老的传说时代开始，中国经历夏商周三朝，进入了有明确文字记载的信史时代。
非常遗憾的是，中国的信史时代只能上推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再往上就存在分歧。近代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明确地证实，商代是真实存在的。可是周代从什么时候开始?商代从什么时候开始?传说中的夏代是否真实存在，这都是问题。
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相关研究范围内的学者都对中国上古文明的时限做了大量努力。大家希望可以在西周信史的基础上，推出武王克商的年代(也就是确定商代的下限)，进而进一步推出商代的上限，以及夏代的大概时代。武王克商之年，是逆推中国文字信史之前朝代分期的第一个重大节点。这个节点不能确定，再往上的商代积年和夏代积年也就彻底无从说起。
武王克商之战的细节，从汉代起就众说纷纭。我们讲一件事情，厘清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细节是最基本的要求。可是从前代文献上来看，我们除了知道事件中的主要人物是周武王和商纣王，战争地点是“牧野”之外，具体克商之战的时间非常不清晰，攻战细节则更是纷乱复杂，历史文献记录彼此矛盾的地方多得不得了。
记录武王克商之战细节的文献记录，首推《逸周书克殷解》、司马迁的《史记》、《尚书牧誓》、《尚书武成》、《逸周书世俘》，加上今本《竹书纪年》和《吕氏春秋》等书，光是文献的去芜存菁、去伪存真就大费思量。至于克商之战的具体时间，从汉代起到今天，两千年来推论出来的克商之年数据居然有44种之多，要是把不同的研究观点算进去，克商之年研究论著已有百种以上，这实在是非常惊人的。
之所以武王克商之年的问题如此繁难，当然不是因为研究者低能到不能驾驭古代文献，而是因为有效的清晰的信息太少了。
近半个世纪以来，武王克商之年的研究取得了非常重大的进展，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大量带有铭文的西周青铜器出土，可以补充史料的不足。李学勤先生就多次指出，近年新发现的史料，有的是连司马迁、班固都没有见到过的。二是现代天文学可以用来筛选古代文献中的记录。利用现代天文学技术，利用大型电子计算机对于天象回推的计算，能够得到相当准确的绝对年代;三是对于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反映的西周诸王积年的认识随着铜器研究而获得了很多进步。假如我们可以弄清楚西周文、武、成、康、昭、穆、恭、懿、孝、夷、厉诸王在位的绝对年数，加总在一起也可以逆推得到武王克商之年的准确数据。
细数近世武王克商之战细节研究的进步，我们还得从1976年一件重要青铜器的出土说起。

记载武王克商的重要青铜器：“利簋”
1976年春天，陕西临潼零口镇南罗村的村民发现了一坑西周青铜器。在场的人哄抢了出土铜器，藏匿在家中。政府有关部门得知这个消息，下极大的力气追缴。拿走铜器的村民，有一部分人将铜器交还，还有一部分人因为惧祸，将手中铜器击碎销毁。
交还的铜器中，有一件通高28厘米的青铜簋。簋，按照古代礼书的记载，是装黍稷之类(也就是小米饭)的青铜礼器。这件缴回的铜簋初看上去并不起眼，但是考古学以及古文字研究学者看见它却大吃一惊。因为这件铜簋内里的铭文，劈头就讲武王克商。这也就是后来知名的国宝级青铜器“利簋” 。利簋的发现是1949年以来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重大的价值，远远不是同等重量的黄金所能够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