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光绪年间,京师盛传“李鸿藻为青牛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陈宝琛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这里说的是那些出身翰林的词臣言官,其直言敢谏,封奏联翩,一时号为“清流党”(又称“前清流”) 。可惜的是,在之后中法战争中,风头最健的张佩纶受命福建海疆,结果马失前蹄,惨败而归 。受此牵连,“前清流”一时折戟沉沙,陷于低潮 。之后,户部尚书、帝师翁同龢进入军机处,十余年间聚拢了文廷式、志锐、张謇等另一派年轻谏官(又称“后清流”),也正是这批人,对甲午年事影响至深 。
战前:书生群起好战
甲午年朝鲜“东学党”之乱后,中日分别派兵进入朝鲜,但清兵戡乱成功后,日方却拒不退兵,并进而提出改革朝鲜内政的要求,由此朝鲜危机愈演愈深 。在此情况下,清廷方面也意识到战争的威胁,一些主战派官员认为,“日本狡谋叵测,断非口舌所能争”,而“朝鲜之于中国,势比唇舌而亲同骨肉,今日之事,虽愚懦之人皆知朝鲜不可弃也” 。
之后,户部主事裕绂上奏朝廷,称“日本偏僻处于东洋,全境不过中国一二省之大小,夜郎自大,辄欲奋螳臂以抗王师,此其自速灭亡”;御史叶应增也上奏说,“彼逆我顺,彼曲我直,彼吞噬小邦,以残暴逞,我救属国,由仁义行” 。都察院吏科给事中褚成博就说得更清楚了,其认为日本“岛夷小丑,外强中干”,“我中华讲求海防已三十年,创设海军亦七八年”,北洋海陆军“技艺纯熟,行阵齐整,各海口炮台轮船坞一律坚固”,面对“区区一日本”,应“决意主战,大加驱剿”;如今朝鲜问题处处棘手,原因是北洋大臣李鸿章怯懦畏战,导致日本咄咄逼人 。因此,褚要求朝廷“严旨责成该大臣,妥为筹办,不准稍涉因循” 。
中国士人一向不把日本这样的“蕞尔小国”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清国大,日本小;清国人多,日本人少”,大兵一到,日本必然一鼓荡平 。在此乐观情绪下,就连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也向伦敦报告:“现在中国除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以外,其余999人都相信大中国可以打垮小日本” 。
清流们不切实际、对国际事务的懵懂无知倒也罢了,此外还有另一种论调更可怕,那就是企图借外战树威 。礼部侍郎、帝党志锐就说,“如清国一战扫平日本,则可因此刷新格局,振奋精神,以图自强,从此昂首迈向强国之路”;编修曾广钧也认为,“中国可趁此机会,剿灭日本,建立奇功 。”如此,既可除卧榻之患,又借以震慑西夷,岂不美哉!?
光绪毕竟年轻,经验不足,被这些人一鼓噪,便成了最坚定的主战派 。但是,光绪从小长于深宫而养于妇人之手,其有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但对中日军事力量不甚了了 。而其身边的帝党清流们,翁同龢本人不谙军事也从未做过外任官,更不要说统兵打仗,其他如李鸿藻、文廷式、志锐等帝党成员也都如此 。就是这些人,却在甲午年中一味主战而浑然不知其中的巨大危险 。
史学家唐德刚曾说,道光、咸丰和光绪祖孙三人分别应对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时,其心态如出一辙:“开战之初,三位万岁爷总司令都意气风发,坚决主战 。臣民有畏缩主和者,简直是杀无赦 。可是迨战争爆发,洋兵把清兵打得一败涂地,万岁爷又惊惶失措,抱怨当初主战者欺君罔上,误国误民,要他们提头来见 。”
正因为帝党主张“有争无让,事在不疑”,小皇帝才不断辱骂并逼迫李鸿章立刻率领过气的淮军杀奔战场,至于有无准备、结果如何,从不考虑,或者干脆瞎指挥一通 。开战前,光绪皇帝发布上谕,派大军入朝 。两天后,因迟迟不见李鸿章奏报进兵计划,其大为震怒,“传懿旨亦主战”,并给李鸿章发去措辞极其严厉的电报:“现韩倭情事已将决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 。……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至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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