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的皇帝最痛恨的人群：宋代作品皆被认为异端 _异端

清史中有个独特的现象颇感兴趣，清人笔记、稗官小说经常把兴趣点放到宋代，阅读的重点全放在宋代史上。让人隐隐约约有一个感觉，觉得宋朝与清朝是差异非常明显的两个王朝，不论政治制度，还是士林风气，都有着天壤之别。因此留心收集了一些宋清对比的史料，无意间却有一个发现：不止一位宋代士大夫都发表过在正统人士看来多少显得有点“出格”的言论，但在宋朝，这些“出格”的言论都受到宽容的对待，立论的士大夫并没有因此受到迫害，反倒在数百年后，当清朝的皇帝读到这些言论时，感到非常愤怒，恨不得将“妖言惑众”的宋朝士大夫抓起来治罪。
北宋元祐元年，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召程颐为“崇政殿说书”，充任哲宗皇帝的经筵官。程颐没有马上答应，而是上了三道论经筵的札子，提出一个条件：“（臣）所言而是，则陛下用臣为不误，臣之受命为无愧；所言或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固可听其辞避。”意思是说，如果太皇太后赞成他的观点，他便担任这个经筵官；如果不赞成，那经筵官一职还是另请高明。程颐到底想表达什么观点呢？非要这么拽。程颐说：“臣以为，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即要求太后与皇上承认士大夫非常牛掰，既是培养君德的帝王师，又是治理天下的主体。潜台词是说，皇帝的作用还比不上士大夫哩。
但这句“天下治乱系宰相”，其实也不算是什么“出格”言论，而是宋代士大夫的共识。宋人认为，君臣“各有职业，不可相侵”，君主是国家的主权象征、仪礼代表、道德模范，君主当然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最高的权威，但君主不亲细故，不插手具体行政，治理天下的权力应当委托给以宰相为首脑的政府。苏辙说：“臣闻宰相之任，所以镇抚中外，安靖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职，赏罚各当其实，人主垂拱无为，以享承平之福。”陆九渊说：“人主高拱于上，不参以己意，不间以小人，不维制之以区区之绳约，使其臣无掣肘之患，然后可以责其成功。”表达的都是同样的意思：君相分权，虚君实相。
从程颐最后还是欣然受命的结果来看，朝廷显然是认同“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之说的。但程颐的那句“天下治乱系宰相”，却让后来的清朝皇帝乾隆感到特别不爽。他专门写了一篇《御制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驳斥程夫子：“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乎？使为人君者，但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幸而所用若韩（韩琦）、范（范仲淹），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设不幸而所用若王（王安石）、吕（吕惠卿），天下岂有不乱者？此不可也。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在乾隆看来，臣子若自命不凡，以“天下治乱系宰相”自许，那你将皇帝往哪里摆？你眼内还有皇上吗？
北宋的王禹偁在担任“判大理寺事”小官时，写过一篇《待漏院记》（待漏院为宋代宰相等候早朝的休息室），通篇是一副板起脸来教训宰相的语气，大意是说：宰相如果以权谋私、徇私枉法，就活该死了下地狱。文章最后说：“一国之政，
万人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欤？”意思跟“天下治乱系宰相”差不多。宋政府认为王禹偁说得很有道理啊，同意将文章抄录在待漏院的墙壁上，“用规于执政者” 。但后来的乾隆看了这篇《待漏院记》，又觉得不爽，亲自御制一篇《王禹偁待漏院记题辞》相驳：“谓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则吾不能无疑也”，宰相不过是君王驱使的工具罢了，别老是牛逼哄哄好不好？“是则—国之政、万民之命不悬于宰相，而悬于为君者明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