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的皇帝最痛恨的人群:宋代作品皆被认为异端

清史中有个独特的现象颇感兴趣,清人笔记、稗官小说经常把兴趣点放到宋代,阅读的重点全放在宋代史上 。让人隐隐约约有一个感觉,觉得宋朝与清朝是差异非常明显的两个王朝,不论政治制度,还是士林风气,都有着天壤之别 。因此留心收集了一些宋清对比的史料,无意间却有一个发现:不止一位宋代士大夫都发表过在正统人士看来多少显得有点“出格”的言论,但在宋朝,这些“出格”的言论都受到宽容的对待,立论的士大夫并没有因此受到迫害,反倒在数百年后,当清朝的皇帝读到这些言论时,感到非常愤怒,恨不得将“妖言惑众”的宋朝士大夫抓起来治罪 。
北宋元祐元年,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召程颐为“崇政殿说书”,充任哲宗皇帝的经筵官 。程颐没有马上答应,而是上了三道论经筵的札子,提出一个条件:“(臣)所言而是,则陛下用臣为不误,臣之受命为无愧;所言或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固可听其辞避 。”意思是说,如果太皇太后赞成他的观点,他便担任这个经筵官;如果不赞成,那经筵官一职还是另请高明 。程颐到底想表达什么观点呢?非要这么拽 。程颐说:“臣以为,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 。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 。”即要求太后与皇上承认士大夫非常牛掰,既是培养君德的帝王师,又是治理天下的主体 。潜台词是说,皇帝的作用还比不上士大夫哩 。
但这句“天下治乱系宰相”,其实也不算是什么“出格”言论,而是宋代士大夫的共识 。宋人认为,君臣“各有职业,不可相侵”,君主是国家的主权象征、仪礼代表、道德模范,君主当然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最高的权威,但君主不亲细故,不插手具体行政,治理天下的权力应当委托给以宰相为首脑的政府 。苏辙说:“臣闻宰相之任,所以镇抚中外,安靖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职,赏罚各当其实,人主垂拱无为,以享承平之福 。”陆九渊说:“人主高拱于上,不参以己意,不间以小人,不维制之以区区之绳约,使其臣无掣肘之患,然后可以责其成功 。”表达的都是同样的意思:君相分权,虚君实相 。
从程颐最后还是欣然受命的结果来看,朝廷显然是认同“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之说的 。但程颐的那句“天下治乱系宰相”,却让后来的清朝皇帝乾隆感到特别不爽 。他专门写了一篇《御制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驳斥程夫子:“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乎?使为人君者,但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幸而所用若韩(韩琦)、范(范仲淹),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设不幸而所用若王(王安石)、吕(吕惠卿),天下岂有不乱者?此不可也 。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 。”在乾隆看来,臣子若自命不凡,以“天下治乱系宰相”自许,那你将皇帝往哪里摆?你眼内还有皇上吗?
北宋的王禹偁在担任“判大理寺事”小官时,写过一篇《待漏院记》(待漏院为宋代宰相等候早朝的休息室),通篇是一副板起脸来教训宰相的语气,大意是说:宰相如果以权谋私、徇私枉法,就活该死了下地狱 。文章最后说:“一国之政,
万人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欤?”意思跟“天下治乱系宰相”差不多 。宋政府认为王禹偁说得很有道理啊,同意将文章抄录在待漏院的墙壁上,“用规于执政者” 。但后来的乾隆看了这篇《待漏院记》,又觉得不爽,亲自御制一篇《王禹偁待漏院记题辞》相驳:“谓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则吾不能无疑也”,宰相不过是君王驱使的工具罢了,别老是牛逼哄哄好不好?“是则—国之政、万民之命不悬于宰相,而悬于为君者明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