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宋仁朝开始,不少宋朝士大夫都发表过“朋党论”,除了范仲淹与欧阳修,王禹偁、司马光、苏轼、秦观都写过文章讨论朋党 。这里有一个思想背景:宋代是士大夫政治非常活跃的时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成为宋朝君臣的共识,士大夫群体普遍产生了“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人翁意识,并朦胧地意识到士君子们应以政见的志同道合来组成政党、治理国家 。因此宋代才密集出现了一系列为朋党辩护的“朋党论” 。
尽管皇帝并不喜欢大臣结成朋党,有一部分士大夫也反对朋党,但欧阳修提倡结朋立党的观点,还是受到包容,宋仁宗也没有责斥他 。宋人说欧阳修“上《朋党论》,以破邪说,仁宗感悟”,看来宋仁宗还是赞同欧阳修的意见的 。不想几百年后,欧阳修之说却惹恼了清朝的雍正 。雍正读了《朋党论》之后,特别写了一篇《御制朋党论》相反驳:天尊地卑,君尊臣卑,做臣子的,“义当惟知有君”,思想上必须与皇上保持一样,如果“心怀二三,不能与君同好恶,以至于上下之情睽,而尊卑之分逆,则皆朋党之习为之害也” 。
雍正皇帝还杀气腾腾地说:“宋欧阳修朋党论创为邪说,曰君子以同道为朋 。……朋党之风至于流极而不可挽,实(欧阳)修阶之厉也 。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 。”恨不得将欧阳修抓起来杀掉 。
雍正这篇《御制朋党论》,保存在原始文献雍正“起居注”中,后来史官修《雍正朝实录》时,大概觉得皇上这么咬牙切齿对待一位儒家先贤、历史人物,实在太赤裸裸,有损帝王形象,便将“邪说”改成“异说”,将“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改成“朕必饬之以正其惑” 。算是给皇帝穿上一块遮羞布 。
未见识过大清文字狱之险恶的欧阳修假如当时突然醒过来,我想他一定会质问雍正:爱新觉罗·胤禛先生,我们跟你们到底有什么仇什么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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