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眼中的日本：没有普通老百姓全部是军人( 二 ) _关东军

随着军人在国家中地位的上升，日本军队的数量直线上升，庞大的军事开支超出了国家所能负担的能力。20世纪20年代末，空前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日本也遭遇“昭和恐慌” 。时任内阁陆相的宇垣一成，顺势以裁军为名，实行“以质量换数量”的假裁军，组织退伍军人训练在校学生及社会青年，将日本引向了社会控制军事化的“总体战”体制。张学良对此有独到的见解：“日本没有老百姓，都是军人，到了年龄就是预备军人，往上去就征兵到了军队了，到军队当上两年，下来以后就叫后备军人。从预备军人开始时就受军人训练了，所以日本(国民)都是军人。”“整个国民都在军人手里。”宇垣裁军实际上是日本政体走向军事独裁化的重要步骤。
在一般人眼里，人们看到的是：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仅用不到50年的时间，就在世界的东方堆砌起了一个足以威胁整个亚洲的金字塔帝国，整座金字塔放射出一种刺眼的、令人生畏的极端色彩。张学良透过高耸的塔身和极端的色彩，清楚地看到了它的内部结构，敏锐地发现，这座金字塔的塔尖是至高无上的天皇，塔基是已经军事化的国民，塔身是一群狂妄的军人，并看到整座金字塔被一部扭曲了的宪法紧箍着。由于极端被宪法包装着，既增强了其结构的稳固性，又增强了其欺骗性，致使其耸而不折，极而不散。
军人狂妄：可恨
在近代西方工业化大潮冲击下，一些日本政治家对本国地理、资源上的自卑情绪演变成急于改变劣势的自补自救的心理，而自补自救心理的超常膨胀，催生出自补式的内部“强军”和外补式掠夺的疯狂。两种疯狂给日本带来的物质上的“狂喜”，诱发原有政治理念上的极端像癌细胞一样发生裂变，并迅速扩散到整个国家机体。国家机体的变化首先使国家机器变成了战争的发动机，日本的独裁者在隆隆作响的战争马达声中，彻底失去了理性。在失去理性的政权操纵下，军人将对内恐怖扩展和放大到整个占领区域，其野蛮性暴露无遗。
日俄战争之后，根据《朴茨茅斯和约》，东清铁路以长春宽城子站为界，以南的铁路划归日本，改称为南满铁路。从此，中国人不能过南满铁路，“抓住你，就把你塞到火车里，给你烧死” 。等地方政府和日本人办好交涉手续，领人时，“他们已经死了”，“连个尸首都找不到啊。不但军人，连老百姓也不能过南满路，抓了就扔火车炉子里给烧了” 。“铁路沿线30里都不允许中国人接近。”南满铁路如同穿行在东北大地上的“蛇形王国”，专门吞噬中国人血汗。
“蛇形王国”再毒，总还有一个长度和宽度，中国人“不能靠近，还可以躲”，而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中规定日本人在东北有商租权、杂居权，中国政府必须聘请日本人做顾问，这比“蛇形王国”更加恶毒。“我年轻时吐血，身体不好，有病。”“我当时很悲观吶，不但对我自己的事情悲观，东北呀，二十一条啊。”
【张学良眼中的日本：没有普通老百姓全部是军人】“二十一条”何以对张学良刺激如此之深?张作霖顾问町野武马在《炸死张作霖前后》一文中说：“二十一条”签订后，日本政府“给我一个训令：‘发生战争时，俘虏张锡鉴’” 。张锡鉴当时是东三省最高军政长官，为了在战争发生的第一时间内俘虏张，训令要求：“贵官应该搬进张锡鉴家。”张问：“你是来干什么的?”“一交战，我就要俘虏你。”町野在中国做了14年顾问，给张作霖做了11年，町野自己说，张作霖身边的人“目睹我有如张作霖之头子” 。日本顾问町野是这样，土肥原也是这样。一提起土肥原，张学良愤恨不已：“他这个家伙坏透了。”“我后来跟他闹翻了，他说你没有换我的权力。我是没换他的权力，但是我有不跟他说话的权力吧!我当着特务长官的面，告诉我的门房说，土肥原顾问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我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