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朝鲜内部掀起反清复明思潮并确定为国策( 三 ) _朝鲜

但不得不说，经过“东北工程”及中韩之间引发文化冲突后，目前中韩两国学界在高句丽等历史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及观点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相互克制或谨慎而已，今后仍存在反复的可能性。因此，中韩两国只有在共同树立古代东北亚历史意识，真正采取历史共享的研究态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澎湃新闻：我们知道朝鲜王朝曾有“反清复明”计划，也存在对“大明衣冠”的继承，韩国历史上的王朝是否自认为是中原王朝的藩属，如何定位?另外，您怎样看待古代中韩之间的朝贡册封关系?
李宗勋：李成桂于1392年建立朝鲜王朝以后，一直奉行对明事大的政治外交策略，并以中国的性理学作为治国的基本理念，壬辰倭乱时期明军出兵帮助朝鲜抗倭，更使朝鲜对明朝感恩戴德。但在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中后金(女真人建立的王朝，清朝前身)大胜明军以后，明朝大势已去，后金改国号为清，势如破竹，大有替代明朝入主中原之势。
军事强势的后金分别在1627年与1636年两次征服朝鲜，朝鲜被迫向后金称臣纳贡，朝鲜史称“丁卯胡乱”和“丙子胡乱” 。两次“胡乱”不但对当时朝鲜经济社会造成严重破坏，而且对朝鲜国的自尊心是极大摧残，认为这是民族历史上的奇耻大辱。因为朝鲜历来以“小中华”自居，鄙视汉族王朝以外的其他北方民族，始终视女真人为野蛮民族，特别是女真族曾长期向朝鲜王朝称臣纳贡，所以朝鲜从心理及文化上根本不认同被屈辱的事实。于是，朝鲜内部掀起“反清复明”的思潮，并欲寻机雪耻。特别是在朝鲜孝宗时期，将崇明反清确定为国策，整个17世纪一直存在反击清朝的“北伐派”，有时还使用明朝年号或衣冠制表示对正统大明的崇尚和怀念。但随着18世纪清帝国社会经济的隆盛和中华文明的复兴，朝鲜的反清复明意识逐步消失，代之以仰慕大清、努力向大清学习的北学思想。
在传统时代，中国与周边各王国的交聘关系主要以朝贡册封关系维系，特别是朝鲜半岛各国、琉球王国、古代越南与中国中原王朝关系尤为密切。日本时而朝贡和被册封，时而只贡不被封，但大多数时期“脱离”了与中国王朝的这种朝贡册封体制，这主要出于日本的自主意识较强，因海浪、造大船等风险和成本太大所致。
朝贡册封关系，在政治和礼仪上是一种不平等的主从关系，如朝贡国必须定期朝贺上国，向上国交纳“岁币”和“方物”，送“人质”，使用上国的年号，接受赐印和官服等，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必要再继续讨论这种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朝贡册封体制并不损害朝贡国基本的主权地位，上国对朝贡国一般不存在强制性要求和对内政的横加干涉。
因此，在研究古代东亚关系史中，不能轻易以双方的“朝贡册封关系”作为衡量二者间确立宗主国与属国的重要依据，“朝贡册封关系”更多体现基于华夷思想的礼仪和理念，即“以小事大，以大字小” 。实际上，朝贡国通过主动的、频繁的朝贡，获取很多经济利益和“文物”以壮大自己的国力，并利用中国中原王朝的册封为其在国内及其周边赢得正统的政治地位。也就是说，朝贡国越是频繁地朝贡，越意味着对朝贡国更有利，相反，对上国的各种负担却相当繁重，从朝贡使节踏入中国开始，一切接待费用完全由上国负责，皇帝对朝贡国的“赐物”往往是“薄来厚往”现象居多。
当然，高丽朝与蒙元的关系、朝鲜与后金的关系较为特殊，是朝鲜半岛被外族武力征服以后确定的宗主国与属国关系，但这种关系与一般意义上的“朝贡册封”体制在性质上有较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