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分歧秘闻

帝后党争之势
甲午中日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和签订辱国丧权的《马关条约》而告结束，从此，中国陷入更为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
社稷难以保守，清廷的政治统治当然也就失去了依托的基础，所以光绪帝于甲午战争后， “锐欲革新庶政致富强” ， “每以维新为宗旨” 。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清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官员，也纷纷“竞言自强之术” 。
1895年6月，陕甘总督陶模上陈《培养人才疏》，向清廷提出“救弊补偏之计”十三条。接着，户部侍郎胡燏棻又上《变法自强疏》，要求清廷“筹饷练兵”“敦劝工商”“广兴学校”等。其他一些亲帝官员也纷纷上疏，要求光绪帝变法图强。
作为“两朝师傅，十载枢臣”的翁同龢，原来在政治上基本上是反对洋务运动的顽固派。直到甲午战前，他对变法维新的思想尚极不以为然。这从他对康有为的态度变化中可以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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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春，康有为来到北京参加会试，事先曾拜请时任清廷总理衙门大臣、户部侍郎的同乡张荫桓予以疏通，希望能够拜见到翁同龢。但翁同龢自视贵为帝师、军机大臣等，避而不见。
甲午战争以后，翁同龢认识到“非变法难以图存” ，故不惜降尊纡贵，主动去康有为的住处拜访。从此，开始了维新派与亲帝势力在相互利用基础上的政治联合，亲帝势力也在朝野强大变法思潮的激动下形成了一股帝党势力。
光绪帝接近并利用维新派，力图变法维新的政治举措，引起了亲后势力的不满与惶恐，与慈禧太后发生政见、权力冲突已经很难避免。
由于原来亲后的直隶总督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为清议所不容，清廷遂将其召入京内“入阁办事” ，失去了政治上的实力和地盘。
光绪帝利用当时人们痛恨对外妥协议和的情绪，于1895年7月又将亲后的孙毓汶、徐用仪等人罢值军机处，意在翦除慈禧太后的中枢势力。
慈禧太后则命令撤去南书房，革去翁同龢的毓庆宫差使，不给光绪帝与翁同龢公开单独会面交谈的机会。同时，任命听命于自己的王文韶出任直隶总督，并重用亲信荣禄，很快就再次调整好自己的权力基础与阵容。
吏部侍郎汪鸣銮、户部侍郎长麟，因不满于慈禧太后虽名已归政，但实际上仍对光绪帝多方掣肘的行为，曾于1894年乘光绪召见之机，不无鄙意地劝光绪帝收揽大权。
1895年12月，慈禧太后对此有所耳闻，颇为震怒，遂翻出这一历史旧账，强令光绪帝以“上年屡次召对，信口妄言，迹近离间”的罪名，将这两名亲帝的官员予以革职，永不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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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以上诸次帝、后的矛盾斗争，仅仅是帝、后党争的开端，尚未引起慈禧太后思想上的高度重视和警惕，那么， 1896年3月的“寇连材事件” ，则使慈禧太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使帝后党争更趋激烈公开化。
慈禧与光绪“斗法”
寇连材原是慈禧太后身边的小太监， “太后深倚之” 。慈禧太后将他作为自己的心腹耳目，以“伺候皇上”为名派到光绪帝那里， “使之监督（光绪）行止，侦探近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