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官梅汝璈：东京审判据理力争赢得尊重 _东京

适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回顾这段历史，回顾东京审判。人们在回顾历史、热评现实的同时，也对其中参与东京审判的几位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法官梅汝璈艰难斗争的历史场面，勾起了人们对70年前那段无法湮没岁月的怅然回忆……
内外夹击，梅汝璈艰难赴命
出任国际法庭的法官，在一般人眼中，是神圣而光荣的使命，而对于1946年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中国籍法官和检察官来说，则更多地意味着艰难和挑战。
这种艰难和挑战具体表现在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从内部因素而言，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正忙于内战，对这场国际审判并不重视，缺乏对东京审判的正确认识和估计。他们以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事实昭彰，审判不过是个形式，走走过场而已，哪里还需要什么精心准备，因而在庭审准备、证据提供、国际沟通和交流等很多方面表现并不积极;从外部因素而言，由于美苏冷战的对峙局面已经形成，东京审判中国际力量的对抗形势异常复杂，到了后期，美国为了扶持日本成为其在远东地区对抗苏联的势力，已经开始尽力为日本人开脱和辩解，东京审判后期的审判形势受到了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在内外双重压力夹击下的中国法官和中国检察官，如果想将这些日本战犯绳之以法，其工作的艰难和面临的挑战是可想而知的。
当时中国的法学界和司法部门里，有名望、资历深、有留洋经历的人虽不少，然而，真正能够同时精通国际法、英美法及英语的人却不多。而这屈指可数的人群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愿意出头的：如果审判顺利，日本战犯无论受到多么严厉的处罚，都不会出乎中国人民的意料，那是他们应有的下场;而如果审判进展不顺利，日本战犯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则参与审判的中国法官和检察官们自己就将成为国家和民族的罪人，接受现实和历史的“审判” 。显然，出任国际法庭的法官实在是一块“烫手的山芋” 。42岁的梅汝璈在历史的重要关口没有选择退缩，他是这样来理解自己肩负的职责的：“今天我能高居审判台惩罚这些元凶巨憝，都是我千百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
法官坐席之争
在任何国际场合，争席次、争座位的斗争总是难免的，国际法庭也不例外。梅汝璈回忆起这一段经历说：“这不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有关国家地位和荣誉的问题。”
由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席位的次序，因此在开庭前好几天法官们就在此问题上有过热烈的讨论和争执。按理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是由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的受降各国所派遣，法官们的座席应以受降签字的先后为序，依次是美、中、英、苏等，这是最合情合理的安排。但是，澳大利亚法官、庭长威勃却不喜欢这个安排，因为庭长坐中间，依次出现的美国、中国法官将坐在他的右边和左边，而他则希望与他亲近的英、美两位法官坐在他的旁边，于是便千方百计地反对和变更这一安排。
法官会议并没有就座位的次序进行表决。正式开庭前一天，法官出庭“预演”，威勃终于拿出了蓄谋已久的安排，声称这是经盟军最高统帅同意的，他安排的法官入场顺序为：美、英、中、苏、法、加……梅汝璈意识到，庭长这样做是在千方百计地设法排挤他，不让他占据法官第二席。他立即对这一安排提出强烈抗议：“这个安排是荒谬的，它既非按照受降签字的次序，又非按照联合国安理会五强排列的次序，亦非按照一般国际会议以国名字母先后排列的次序，用意何在，殊属费解。我不能接受这种安排，并不宜参加今天的预演仪式。”说毕，梅汝璈愤然离开会议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脱下法袍，以示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