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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晚，学者阎学通携新作《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在清华大学与国际关系问题学者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展开对谈，社会学家贝淡宁（Daniel A. Bell）担任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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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谈现场（本文图片均由主办方提供）
阎学通在新作《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中认为，政治领导力才是各国竞争结果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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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通
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发展成就可佐证政治领导力的决定性作用。阎学通指出，政治领导力比制度更重要。而对政治领导力来说，“道义”是核心。阎学通在这本新作中提出“道义现实主义”，对道义的重视上升到传统现实主义理论未曾有过的高度。
阎学通解释，如此重视道义，是因为道义是领导者在国内保持影响力、在国际维持信誉的关键。
在国际上，国家需要维持信誉，即被他国信任，赢得国际支持。维持信誉需要提高权威（authority），权威与力量（power）不同，前者是他人的信任度，后者是他人的恐惧。阎学通分别用医生、警察比喻权威和力量，权威像是给人建议的医生，力量则是强迫人停车、交罚款的警察。提高权威，意味着依靠道义来获得更多国家的支持。
阎学通新作中的理论，来自于中国古代思想。他认为，中国古代思想主要告诉自己两点：其一，政治领导力对于社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其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仅看本国表现，也看对手表现，如管子所言，“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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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
阿查亚认为，这本《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有三个最主要的贡献。
其一，阎学通提出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在前人现实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将通常不被看重的“道义”纳入主要衡量范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书还让人在传统权力转移理论的基础上思考“领导力转移理论”的可能性：或许政治领导力的质量比权力抗衡更重要。（The quality of leadership matters more than the calculation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其二，本书聚焦当下的中心议题，提供了一个理解当今世界的窗口。即使是非国际关系专业的读者，也会受益匪浅。
其三，本书为内政外交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意见。例如，对一国的评价并不来自该国自身，而来自于他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这一点对于中美双方都很重要。
阿查亚也提出了本书中值得进一步讨论、研究的问题。其一，道义现实主义的核心是“道义”，但道义这一概念很复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阎学通理解的道义有两个条件：一是政府道义；二是工具道义，即有战略目的的道义。这两者将阎学通的理论与其他理论区分开来。
阎学通在书中还区分了公共道义（public morality）和私人道义（private morality）。公共道义主要涉及人民，政府道义主要涉及国家，政府道义的含义比起公共道义似乎略窄。两者的关系为何？这一点值得讨论。
工具道义则体现出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的不同。作为建构主义者的阿查亚对道义的认知是，为道义本身而道义（morality for its own sake），道义本身即正确，而非希望通过道义有所获。
第二，道义现实主义事实上结合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但是西方自由主义是极为民族中心主义的，西方学界会接受阎学通的创新吗？还是认为这仍然不过是中国思想？
第三，本书中的思想源于中国战国时代，是完全的中国思想。这些思想能否适用于现在这个多种文化互相交流、全球化的时代？还有，本书思想是否适用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例如，秦朝覆灭后，有汉、唐、宋、元、明、清……越往后，越多的思想传入中国。本书是否能解释不同历史时代发生的事情？阿查亚的答案是肯定的，他认为本书的很多思想都能在中国历史上找到回应，但这仍然需要探索、验证，而非假设。
第五，阿查亚对书中体现的“两级对立”（bipolarity）提出质疑。他认为，两级对立也好，多极对立也好，权力分配仅仅是世界秩序的很小一部分，各国之间在各个方面互相依赖。
最后，阿查亚对阎学通及更多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提出了自己的期许：第一，理论不仅需要解释中国、东亚，最好还能适用于世界的其他部分；第二，研究必须给出研究议程，这样能让更多的研究者受益；此外，好的理论长寿，现在有太多理论，今天受欢迎，明天就无人问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