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满足战时军工生产的需要,重庆地区新建和扩建钢铁厂36家,抗战前重庆只有磁器口一家钢铁厂 。据《战时后方冶金工业史料》记载,抗战时期,大后方有钢铁骨干企业12家,四川占十家,其中重庆占9家,云南有两家 。据1945年统计数字,重庆钢铁产量达到41192吨,约占全国钢产量的三分之二 。以1940年与1937年相比,四川生鐡产量约增加3倍,粗钢增加2·5倍 。能源方面的煤炭、石油、电力亦相应得到发展,煤炭生产增加16倍,石油增加13倍,据统计,战时四川电力装机容量为3万千瓦,年发电量2·6亿度,居战时全国第一位,这些都为抗战时期保证军工和民用的需要,起到重大作用 。
三、四川是抗战时期粮源的主要基地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四川负担起前线抗日将士和大后方民众粮食供应的重任 。而此时的四川,因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公务人员、难民、流亡学生、以及内迁工厂企业的职工不断拥入,四川人口骤增 。至1940年四川省积粮早尽,粮食供应已很困难,粮价不断上涨 。1941年国民政府实行田赋征收实物,从9月16日开征至12月止全川征购粮食1100余万市石,完成征购总额的90%以上,至1942年2月底止,已征粮1330余万市石,超过原计划1200万市石的11%,实物征收及实际征收数,四川均为全国第一 。
1941年据粮食部统计,全国21省实征实购粮食共计5430余万市石,四川实征、实购粮食各为678万市石,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以后逐年增加,除征收、征购外,还加征借、派募等名目加重负担 。从1941年征收实物起至1945年抗战胜利,四川共出粮10238万市石,占当时全国征收粮食总额的三分之一 。
田赋年年增加,主要落在四川农民头上,而农村的青壮年又大多参军离乡,完成这样高额的田赋,农民都节衣缩食积极交纳 。正如四川一位老农所说,庄稼欠收,他们是以苕藤、菜叶和杂粮充饥,他们缴纳公粮是为了支持抗战 。他说“军队去前方打仗,无粮吃不饱,虽有命也不能拼,只要能打胜仗,驱逐日本鬼子,我们暂时吃苕藤树叶,也有想头 。”这朴实的语言,充分表露了中国农民不愿做亡国奴,而愿忍饥挨饿也要支持抗战的爱国热情 。
同时,各种税收、捐献,其最大部分,也是由四川人民所负担 。据国民政府有关部门的统计,抗战期中全国财政支出为14640余亿元,四川负担4400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实际上四川担负国民政府财政支出的50%左右 。
四、努力增产节约,支持抗战
抗战时期,四川空袭不断,特别是重庆地区的工矿企业是日机空袭的重点目标,许多工厂都是厂房机器被炸,工人们日夜抢修,又恢复生产 。为加紧生产,大多数工厂都是工作12小时至14小时 。在安全设备极差,空袭不断,工资低而物价又疯漲的情况下,工人们不计报酬,不辞辛劳,为抗战加紧生产 。除上述军工、钢铁、煤炭和电力,年年增产外,军需民的食盐、酒精、棉纱、肥皂、机制纸等都年年增产 。重庆较集中的机器棉纺业,年生产棉布19万匹,还动员了近6万台铁木织机,生产圡布,供应了大部分军用民用布匹 。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下,成都、重庆两地的水电工人,不顾个人安危,随炸随修,始终保持水电供应 。多次受到政府和和防空部门的嘉奖 。
在水运方面,广大川航工人更是满怀爱国热情,积极投入战时抢运工作 。当时入四川的唯一通道是靠水运,民生公司出力最大,功不可没 。民生公司有轮船135只,职工7000余人,他们是舍死忘生地参加了抢运物资和难民的工作 。从1937年至1942年,运送川军到抗日前线达200多万人,运送政府入川物品40万吨以上,抢运兵工器材物资近17万吨,军用辎重26万吨,民营内迁企业设备9万吨 。运送难民、伤兵、流亡师生、公务人员共16余万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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