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笔下最悲情周亚夫：细柳将军死后造反( 二 ) _生活百科

买殉葬品无所谓，但“工官尚方”是专门给帝王制造器物的部门，买这种部门制作的器物用于臣民就有了一个“越份”的问题。于是周亚夫就以这个罪名被下狱了。当时的廷尉、也就是“九卿”之一的最高司法官审问周亚夫说：“你买这些铠甲盾牌之类的东西，不是存心准备造反吗？”周亚夫说：“我买这些东西是用于死后当殉葬品的，这些木制、陶制的东西可以用来造反吗？”廷尉说：“你即使不想在阳间造反，也是想到阴间去造反！”
当时的这个廷尉名叫王恬开，他秉承着汉景帝的意旨行事，居然就用“你不是想造反地上，就是要造反地下”这种开玩笑一般的语言，给一位高居丞相之职的元勋定成了“谋反”的死罪。于是周亚夫愤怒地绝食五天，吐血而死。
宋代黄震评论周亚夫的悲剧结局说：“亚夫尤重厚守正，平吴楚有大功，其争废太子、争侯王信、争侯降匈奴徐卢等五人，又皆宰相职也，反以怏怏疑之，卒置死地。景帝尤少恩哉！”（《黄氏日钞》）
明代查慎行说：“至于亚夫用兵处，极力摹写，节制之师，历历有如目击。亚夫之坐‘谋反’，因子买葬器，狱吏执‘欲反地下’四字，游戏定爰书(判决书)，此何异岳武穆(飞)‘莫须有’三字耶?景帝之刻薄寡恩，隐然言外。史笔至此，出神入化矣。”(《史记评林》引)
司马迁在《绛侯世家》的《太史公曰》中曾批评周亚夫“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意思是满足于自己的能力与军功，不知道该念点书，懂得点历史教训；对人不谦虚，还爱坚持个死理。我觉得这段话是批评的成分少，而同情、惋惜的成分居多。如果周亚夫能从张良那里学上一星半点，是不是情况会好一些了呢？可惜周亚夫不是张良，周亚夫的悲剧结局，是由他的性格决定了的。
在刘邦的开国功臣中，有一批是被刘邦、吕后杀了；有一批则是在刘邦、吕后面前尽量表现出一种圆滑避事、明哲保身的态度，惟有周勃、周亚夫父子是那种既有大功，又比较正直的人，结果都死得相当委屈。司马迁在写周勃、周亚夫这篇“世家”时，显然比写萧何、曹参、张良、陈平等人的“世家”寄寓了更多的同情。
近代李景星说：“绛侯两世有大功于汉，俱以下吏收场，此太史公最伤心处，故用全力写之。”
《史记》写周亚夫还有一点神秘色彩的尾巴，司马迁说周亚夫早年还是个普通人的时候，有人给他相面，说他：“你三年以后被封侯，封侯以后的第八年你要出将入相，掌握国家的最高权柄，在满朝文武中至高无上，但再过九年你将被饿死。”结果周亚夫真的就因其长兄犯罪而自己被朝廷指定做了周勃的嫡系继承人；接着又因平定吴楚之乱有功，位任丞相，权倾朝野；最后又被下狱，愤怒地绝食而死，与相面者所预言完全相符——司马迁写这种带有宿命色彩的故事，或许就是借此抒发一种人世的感慨与悲哀，是对现实政治、对最高统治者表示愤怒的一种特殊写法：太史公笔法，也称春秋笔法。
“太史公笔法”是司马迁对史学典籍的传述方式，是对历史人物给予褒贬的评价，都不同程度地遵循“言有序”、“言有物”的写作原则，其最核心的内容是司马迁作为史学家的实录精神，而实录则主要是从人性普遍性出发，设身处地写出特定人物在特定语境中的必然反应、竭力还原历史的固有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