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晚年为什么没有选择归隐田园呢?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往下看 。
“欧文如潮,苏文如海” 。这是后世对欧阳修和苏轼这对师徒的夸赞,欧阳修和苏轼都是北宋文坛前后期的领袖人物,两个人的性格大概也差不了多少,都属于那种说话比较直,政治节操满满的敢言直谏之臣,然而两个人在政治上的成绩却相差甚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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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欧阳修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往下也做过翰林学士、兵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职,而苏轼的仕途缺坎坷得多,屡屡因政见不一直言被贬,屡屡被贬却又屡屡发声,而随着被贬的政令游遍了宋朝的千山万水,而他又没有被官场生活的不如意打到,反而因为乐观和豁达在文学和艺术上开垦了更广阔的天地 。
在笔者看来,有一首词最能代表苏轼对待人生逆境的态度,即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后所做的《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
这种身处逆境屡遭挫折而不畏惧不颓丧的倔强性格和豁达胸怀,是苏轼一生的真实写照,他的胸中有朝堂上的家国大事,也有乡野间的民生疾苦 。正是这样的气节和正气,让他屡遭贬谪,依然坚持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
苏轼一生做过杭州、徐州、湖州、密州、扬州、颍州、登州知州以及杭州通判,有的是自请外放,在一定程度上也算自请贬谪 。
每到一个地方任上,苏轼要么兴建民生工程、要么改风易俗,要么维持社会秩序,要么就是发展经济,总而言之,苏轼的人生并非只是为了追求成为权力中枢顶端的那几个人,也不是孜孜以求非要成为主导国家走向的执政,他做官,无论在什么位置上,都会全心全意去做,并不会因为仕途上的失意而心灰意冷,尸位素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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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其实也有着一颗做官治世的心,只是这种“宏图大志”与他性格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总是容易发生矛盾 。东晋末年正是门阀政治进入高潮的时代,虽然起初陶渊明的家境不算太坏,但八岁父亲去世后家境没落,二十岁时家境尤其贫困,他自己写诗说:“弱年逢家乏” 。下品无寒士,这注定了陶渊明的仕途之路起点很低 。
陶渊明的性格爱静,不同流俗 。但作为一个读书人,总是要给自己谋一条生路,于是二十岁的时候,他开始了游宦生涯,至于他人生这个阶段在哪些地方做了那些低级官吏,现在已经不可考,但从他《饮酒》一诗中可看出来,他不太愿意做一个小吏,往往做的时间也不长,只想宅在家里闲居 。
当然,此后一段时间里,他也出来做过官,隆安二年,加入了桓玄的幕府,没多久母亲去世回家丁忧,丁忧期满后,陶渊明已经四十岁了,他依然想出来做事,这时候桓玄已经造反了,于是出任了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对的,就是那个南朝宋的开国之君刘寄奴 。
不知道是不是在刘裕那里做得不开心,又或者是与其政见不合,做了大概一年都没有,就又跑到建威将军刘静璇那里做参军,五个月没到,去彭泽做了县令,这是陶渊明最后一次出仕,之后就归隐田园,再没有出来做官了 。
陶渊明跟苏轼一样,其实都有一颗济世安民的心,只是苏轼所处的时代,起码国家统一,大的叛乱是没有的,朝堂党争虽然激烈,但并不会因为政治斗争丢掉性命,或失去彻底的自由 。
而陶渊明所在的东晋,朝纲崩坏,前有桓玄专权乃至谋反,后又有刘裕乱中而起,天下纷乱不止,北方还有北魏的威胁,这样的局面,对于本身割舍不下田园生活的陶渊明来说,是不怎么能够对付得了的 。抑或他对政治上的波谲云诡,官场上的人心恐怖为之厌倦,最终选择了回归山水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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