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是载誉青史的改革家,在十年首辅任内,扶持十岁幼帝推行新政,把混乱衰败的明朝治理得国富民安,史称“救时宰相” 。然而,张居正死后一年,万历皇帝变卦,保守势力复辟 。张家被削夺抄没,满门罹难,十年改革毁于一旦 。历史何以如此荒唐,张居正新政何以失败?最近读到《改革家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似乎找到了某种明确的答案 。对此,作者是从下述几个方面加以分析的 。
帝王本性
张居正改革,最大受益者是万历皇帝 。他老子隆庆皇帝撒手西去时留给十岁幼帝及其寡母李太后的,是入不敷出的财政,纷争不已的内阁 。平民出身的李太后,全权委托张居正辅政,嘱他代行父母之教 。如此,内有忠心耿耿的太监冯保,外有精干强势的首辅张居正,神宗才得以稳坐江山,安然享用太平光景 。万历八年神宗十八岁亲政,张居正上疏乞休 。神宗颁手敕说:张先生待辅政到三十岁,再作商量 。第二年又表示,“十年之间,政理修明,勋绩显著,简在朕心 。”他对张居正似乎是十分满意的 。张居正也认为“十年之间,志同道合,言听计从 。”他对皇帝也是充满信心的 。这般亲密的师生关系和友好合作,何以一朝反目,竟成寇仇?论者或以为这是神宗个人品性,或以为神宗受反对派怂恿,或以为张居正功高震主,这都不无道理,但未能触及根源 。真正原因是,绝对权力造就的绝对私有,绝对不容他人分享 。即使是扶危救时的忠臣良相,在“朕”的眼里也不过是召之即用,用完即弃的奴才 。神宗年幼时,尚意识不到权力的作用,自有一种少年真情 。随着年龄增长,至上的皇权刺激他追求享乐的欲望 。他既垂涎太监冯保聚敛的家财,又忌恨帝师兼首辅张居正的劝谏约束,贪婪残暴的帝王本性终使儿时真情泯灭 。皇权面临社会危机时,为保全统治化解危机,可能支持改革,约束贪欲 。一旦改革成功,危机缓解,贪婪本性又促其突破约束,废除改革 。皇帝可以一言定法、一言废法的皇权专制时代,政以人举也能人亡政息,这是必然的结局 。
臣子的君主观
张居正对神宗的效忠,期待神宗成为一代为民造福的“圣君” 。他身后之败,不仅是新政之败,更是他君主观的破灭 。张居正以法儒并用治世,在君主观上则深受道家影响 。他的《人主保身以保民论》,以道家学说深化儒家的民贵君轻论,融合儒道两家节制君主的思想而以君臣共治、君民互利贯穿其中 。他为小皇帝编写的启蒙读物《帝鉴图说》,教导皇帝“天下可以一人主之,不可以一人治之”,放手使用大臣;尊儒,读经,行仁政;励行君德,感化罪人;带头执法方能以法驭下;帝王奢俭,关乎天下兴亡;等等 。在乾纲独断的皇权专制主义时代,打天下坐天下的“一人治天下”论,有不可侵犯性,“不可以一人治之”的君臣共治论,势必触动一人定乾坤的皇权专制;君主自律还是他律,实质上是人治与法治 。张居正试图从自律、人治以外的途径,即从道德制约皇权转为以法律制约皇权的途径寻找限制君主的方案,只是一厢情愿、根本行不通的美妙幻想 。当年神宗是个不理事的小孩,对于身兼首辅和严师的张居正自然又敬又怕,言听计从 。张居正实际上是代行皇帝权力的王朝最高决策人 。神宗一旦亲政,便如脱缰野马,从一个乖巧的小孩,变成为所欲为的昏暴贪秽的帝王 。赵翼在《廿二史杂记》中说:“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实在是说对了 。即使是最优越的教育,最严格的自律约束,也无法改变皇权制度造就的帝王本性 。张居正有清醒的君主观念,却醉心于君主教育,呕心沥血造就的“圣主”,竟是一代亡国暴君 。张居正连自身都保不了,又何能保民、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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