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佑明之人吃人：崇祯朝天灾严重远朝想象 _生活百科

综观崇祯一朝1628-1644)十七年间发生的自然灾害主要有旱、蝗、涝、风、雹、震、雪等几种，其中旱灾发生频率最高，对农业生产的危害也最大。连年大灾使得崇祯时期频闹饥荒，持荒之久、波及之广、灾害之重，为历代所仅见。明末天下大乱，首先是从陕西(时属延安府)开始，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陕西的受灾之早，受灾之重。民不聊生无以延命，只得起身反抗，所谓“天降奇荒，所以资(李)自成也。”由于陕西受特殊自然环境的影响，常常发生天灾，尤其是旱灾。万历在位48年间(1573-1620年)有灾荒记载的就占25年，崇祯年间几乎连年灾荒。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发生大旱，次年即崇祯元年继续大旱，其中陕北受灾程度最重。给事中马懋才的奏疏描述了人们无以为食的悲惨局面：“自去岁(崇祯元年)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殆年终而树皮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坠而死。”崇祯三年，灾区扩大到全陕。到崇祯六年，旱蝗霜三灾并至，全省大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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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在崇祯年间也是无岁不苦荒。从崇祯三年(1630)起就有旱灾的记载，“庚午(1630年)旱、辛未(1631年)旱、壬申(1632年)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千钱者，有采菜根、木叶充饥者，有夫鬻其妻，父弃其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崇祯七年旱象扩大到全省范围，十年灾情发展到极点，人吃人的现象屡见不鲜。河南旱饥一直持续到明末也未得到缓解。
河北的旱灾也是逐年加重，并呈现持续性的特点。据《河北省志·水利志》统计表明：1628年(崇祯元年)、1639年(十二年)、1640年(十三年)、1641年(十四年)都是特大旱灾。海河流域持续最长连旱年达7年，即崇祯十年到十六年，使得大清河流域平原水淀干涸。大范围的连年旱灾，最终引发人相食的局面。
崇祯一朝的自然灾害具有“范围广”、“持续长”的特点。大面积地区都发生旱灾，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南京、浙江、湖广、宁夏等地都连续大旱，蝗虫肆虐。不单北方人民生活如火如荼，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农业生产也受到极大冲击。
二当代灾害学理论指出，各种自然灾害就个别情况来说无不具有极大的偶发性、不确定性和区域局限性，但从长时期看和整体上看，通常又有着明显的相差性和独特的韵律性。崇祯一朝(1628-1644年)正处于第四次寒冷期中第二次较冷期(明万历四十八年至清康熙五十九年，1620-1720年)的前期。在每次变冷期中，都会频繁出现异常气象，必然会对降水产生重大影响。自然灾害一般都是通过自然过程和人文系统的相互作用而发生和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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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自然灾害的群发现象也可以说是人类破坏环境恶果相积的必然后果。农业过度开发是明代自然环境恶化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从明初就实行的屯田之法，从另一方面破坏了生态的平衡。屯田使因战争或灾荒而废弃的农田得以重新耕种，但同时也开垦了大量长有灌木、草丛的生荒地、草原，严重地区是“山上悬崖峭壁，无尺寸不耕” 。有明一代，黄河流域的山西西北、陕西北部、宁夏平原、青海西宁地区、甘肃河湟地区、内蒙古河套地区都是屯田的重点所在。
虽然明以前的农业开发已使黄河流域内平原地区的森林全被破坏，但在山区还有相当数量。明代屯田使黄河流域的植被濒于绝迹，使宁夏贺兰山区的森林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森林遭到破坏会引起整个生态平衡的失调，使环境恶化，招致多种自然灾害的发生。大自然的自我调控能力是有限的，人类如果违反了环境发展的客观规律，或迟或早总要受到环境的惩罚。植被破坏，必然导致水土流失，严重影响农业生产;森林大量减少，调节气候能力必然削减。明末自然灾害的群发，不单是天灾，更是人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