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复社是什么地方?最后会参与政治斗争的原因是什么？( 二 ) _明朝

他还密切关注时局，与逆党暗通讯息，为阉党翻案，从而谋求复出，这就在江南地区与复社相对垒。
“(阮大铖)其恶愈甚，其焰愈张，歌儿舞女，充溢后庭，广夏高轩，照耀街衢。日与南北在案诸逆交通不绝，恐喝多端。而留都文武大吏，半为摇撼。即有贤者，也噤不敢发声。又假以意气，多散金钱，以至四方有才无识之士，贪其馈赠，倚其荐扬，不出门下者盖广矣。”
阮大铖在金陵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复社内部的哄动，已令复社名士深感不安，“乱萌也，留都重地，岂可使奸徒煽惑?”
面对阉党势力企图死灰复燃，阻止其复起之势对朝局构成的威胁、并打消企图攀结附和阮大铖的人士，成为复社在对策上的共识，遂起留都防乱之议。
其实早在崇祯九年(1636)，东林十三诸孤聚集桃叶渡已经形成问罪阮大铖之势。
此后，复社名士吴应箕对于阮大铖的行径愤懑不已，乃同顾子方商酌此事，“皋也不惜斧锧，为南都除此大憝” 。
另一东林遗孤陈贞慧亦表现出了对此事的支持，“铖罪无籍，士大夫与交通者，虽未尽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其点破，如贅廱糞溷，争思决之为快，未必于人心无补。”
终于，在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为打击阮贼气焰，挽救朝局，在南京发布《留都防乱公揭》，开始了酝酿已久的政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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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讨阮檄文从多个方面揭示了阮大铖的阉党本质和种种劣迹，从道德和人品上予以谴责，在复社的打击下，阮大铖被迫逃匿于牛首祖堂。
公揭由顾皋首倡，吴应箕主笔，与陈定生三人共同起草，联名刊刻公揭，推东林子弟顾端文公孙皋居首，推黄宗羲列次衔。
后百四十人竞相留名，既有东林遇难子弟，更有复社领袖尽预其中。
关于顾皋的初衷，吴应箕《道南集序》曾有记载，吴言：
“夫进而急国家之事，则不有其官;退而明圣贤之道，则未常无其友，其友又皆明圣贤之道以急吾国家者，此何负于天下?……凡天下之为正人君子，无不以其身罹祸，其罹祸皆以梁溪也……子方曰：吾即不忘先世，而求如吾先世之徒，何得哉……吾即挟吾先世之所退者为进。”
顾皋在此中表达了自己希望继承前人遗志，行未尽之事，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维护纲常，沿圣贤之道前进。
正因为如此，他和吴应箕两人似有志同道合之感，所以才会在驱阮事件上相互呼应联合。
此次驱阮事件并非单纯针对阮大铖一人，也并非东林子弟的个人恩怨，而是为了打击阉党残余，声援东林所进行的前赴后继的努力。
三：复社与崇祯朝局
在崇祯皇帝亲政伊始，便意识到复社有可能是继东林而起的又一左右朝政的政党，任其发展有可能撼动天下，因而有意的加以控制。
而复社自尹山大会成立以来，社集不断，不但在人员、规模上逐渐扩大，并且它的社事活动也折射出崇祯朝局的政治走向，因而说社局与朝局相表里。
在二张的经营之下，复社俨然成为第一大社。
复社不仅在学术研究、文人结社、社会风气等方面产生了广泛影响，并通过科举这一重要途径向朝廷输送本社人才从而间接参与朝廷大事。
在科举考试中，对人员、试题、程序、座师等方面都会施加影响，是对朝廷科考的一种变相控制。
最后的结果便是复人员高中愈多，朝中的势力愈有所倾斜，所以对崇祯朝的政治走向产生了影响。
前文笔者已提及关于驱逐阮大铖和“倒薛扶周”事件，表明复社已不再是成立之初标榜“兴复古学”的传统文社，往往还讥讽时政，遥相参与，为其步入政坛铺砖填瓦。
复社已经具备参与政治或成为一政党所具备的政治要素(人员、章程、宗旨)，已是被政治糖纸所包裹的的具有政治色彩的文人社团。
崇祯自革阉党之祸后便十分在意朝中的势力平衡，但随着农民起义和满洲边寇等内忧之乱的此起彼伏，已使他无暇兼顾复社的发展。
因为在所面临的国家大事前，复社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
在崇祯看来，复社处于一种可控范围之内，而貌似未对复社活动加以限制，但实际上他通过势力间平衡的手段来加以控制。
自温体仁内阁贬谪钱谦益，排挤复社，再借陆文声、周之夔之手间接打压复社，可以说这一切都在崇祯帝掌控之中。
这的确对复社的压制产生了效果，使复社一度陷入低潮与典狱之灾，“方子丑间，两人如几上肉，弋人眈视，外传缇骑日至，一日数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