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变法：通过形象工程营造出超越历史的盛世 _变法

传统上一般也会把王安石变法视为“原样”，把徽宗和蔡京之新法视为“变态”，但这更多地出于道德批判，从北宋晚期的历史来看，所谓的“异化”并非对原初理想的“反动”，而是处在其本意的延长线上——目标与口号并没有变，而是实现的手段、路径改变了。说到底，如果原初的理想成为一种具有统御力的政治话语、价值观而无法被放弃，再加上这种理想又无法通过常规途径而实现的时候，异化就发生了，而且逐步深入。
因此，北宋晚期政治史的特殊性就在于：系列的政治变革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基础，也就是上述士大夫所提出的理想政治设想，体现于王安石“法先王之政”、司马光建设“亘千万年无颓坏”之政治体的主张;更体现于“致君尧舜”、“一道德同风俗”、“丰亨豫大”等政治口号。因此，在当事人看来，政治上的更革应该达到终极目的——虽然众人并没有一致的解释，因而也不断生发出各具特色的政策、法度。作为对比，此前的庆历新政，范仲淹等人所提出的目标不过是“法制有立，纲纪再振”，完全构不成一种具有统治力的“意识形态”，因此庆历新政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孤立的政治体制改革(以整饬吏治为核心)，迅速失败之后，政坛即陷入沉寂。如司马光所说，仁宗后期的朝廷“乐因循而务省事，执事之臣颇行姑息之政”——庆历新政就如石沉大海。
相比之下，北宋晚期确实是个“后变革时代”，但因为这个变革是被意识形态化了的，所以这个“后变革”不是停顿，而是变革层出。故北宋晚期的历史说明，政治变革一旦具有了意识形态支柱，就可以各种形态成系列地出现。而在这种系列变革中，最大的危险并不在于变革的夭折或“党争”，而在于原初政治理想的异化——恰恰危害政治体本身的各种“党争”就是这种异化的副产品。可以说，只有理解北宋晚期政治史诸“口号”与“行动”的背离，才能理解所谓的“党争” 。从这个意义上说，将新旧党争相关问题作为北宋后期政治史的主要线索，是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
那么，徽宗朝是否为这个“后变革时代”的自然终点?徽宗朝通过各种形象工程，营造出了超越历史、自我作古的极盛姿态，这已经可以被视为追寻理想秩序的终极答案了。虽然这个最终图景是营造出来的，但“营造”本身就说明了诸政治口号在现实中的穷途末路。这也就意味着，支持熙丰变法及一系列后续政治变革的“意识形态”已经达到了自身影响力的极限，这就是一种政治危机。而另一方面，学界已有的研究也说明，徽宗时代确实也面临着不小的社会危机。既然如此，即使没有北宋的突然崩溃，徽宗时代本身已经处于一个新一轮调整的临界点，因此不能把南宋时代政治体制的变化、理学对政治和社会的新设想完全视为北宋突然灭亡的结果，它同样也是北宋晚期的后续。皇权在宋代是虚化还是加强了?
【徽宗变法：通过形象工程营造出超越历史的盛世】宋史研究中有一个非常陈旧又有吸引力的话题：宋代到底是一个皇权虚化还是皇权加强的时代?诸多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各执一词。实际上，回答这个问题本身就意味着承认“皇权”有一种固定的演变趋势，而且承认皇权是“一个”自足的研究对象。近来有研究根据现代政治学的观念指出，中国古代的“皇权”呈现出权力(power)递减与权威(authority)增大的趋势(注：王瑞来《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第376-378页。作者所说的皇帝权威，其实即其一直强调的“象征性”皇权。作者其实以“君主立宪”作为历史目的。亦参见作者《论宋代皇权》，《历史研究》1989年1期，第159-160页) 。权力与权威的区分，确实是对皇权复杂性的一种分解，值得重视。但在政治学中，权力、权威这两者本身有相当的复杂性、争议性与不可测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