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变法：通过形象工程营造出超越历史的盛世( 二 ) _变法

北宋晚期政治的演变也说明，对于君主权力的探讨，确实不能将“皇权”作为一个笼统、含混的讨论对象，至少不能将两个层次的问题混为一谈：一是关于君主权力操控的技术问题，或政治体制问题;二是与皇权相关的观念问题。从技术层面而言，北宋晚期出现了几种性格迥异的方式：
上表清楚地说明，虽然君臣秩序的基本格局是一样的，但随着君主、宰执人选的变化，随着现实政治问题的不同，每个时代都有独具特色的权力分配、操控方式。因此，如果从“技术”的层面谈皇权，则皇权并没有任何弱化或者加强的固定趋势。新君所继承自上一位君主的主要只是“君位”，而无法完全延续其实际的权力格局，新的君主在建立自己的权力格局过程中，就会塑造有别于前任的独特政治体制。可以说，在保证君臣基本秩序的前提下，王朝体制具有巨大的弹性和多变性，这也就带来一个非常具有迷惑性的现象——今人可以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发现既能支持皇权虚化，又能支持皇权强化的证据。
一旦涉及到皇权的观念层面，北宋晚期又能看到两种非常极端的形式。一个极端是士大夫政治对于君主角色的新定位——“圣人”式君主。在宋代成熟的官僚制下，君主在行政上的“私”属性得到了根本性的抑制。但是，在北宋中期儒学复兴思潮下，士大夫理想中的君主，还应该是一个非人格化的政治、道德、秩序符号，且只要接受士大夫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一系列规训，这样的“圣人”式君主是可以成就的。不少学者认为，这种理念的提出，说明了士大夫对君权的一种限制。但这种说法其实是个误解，士大夫并非是要从的权力角度限制君主，而是要使君主成为圣君，因为完美之治必有完美之君。因此，决不能把士大夫对于君主角色的重新定义拉低到权力分配的技术层次去理解。
另一个极端则是徽宗式的神性君主。正文说过，培育圣君的理想在哲宗身上彻底失败，徽宗式的“圣君”采用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从道教获得资源，通过形象工程将自身神秘化、神圣化，由此成为一个具有神性的君主。但是，儒学复兴、政教有别的大背景又使得他这一神性完全无法施展于王朝政事之中。为此，他的方式是以“御笔”展现自己在政事中的存在——正文一再强调，这主要是一种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