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论刘邦得天下：岂非天哉，岂非天哉 _刘邦

某富翁私家雇一司机,富翁暴毙,遗孀下嫁,司机暴富,乃喟然叹曰:“过去是我为老板打工乎?抑老板为我打工乎?”按太史公的意思,当初竟是始皇帝在为高皇帝前驱打天下了。
司马迁喜欢“谈天”,尤其发议论、发感慨的时候,每每道出一个“天”字。举例来说,《秦楚之际月表》的前言里,司马迁对“虞夏之兴”、“汤武之王”和秦汉之一统,以及其间的异同,有一番简括而系统的议论,最后对汉高祖之得天下,下的结语是“岂非天哉,岂非天哉” 。这篇前言我想从头到尾读一遍,写出自己的理解。原文不长,但因为意思多而曲折,意思与意思的关联微妙,理解写出来就长了。这里也可以见出太史公的文章之妙。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史记》十表,“三代”名“世表”,“十二诸侯”、“六国”,以及“汉兴以来”各表计八表,是“年表”,唯“秦楚之际”是“月表” 。时间短,事情多,变化快,非月表不能表见。变化快的特征是“五年之间,号令三嬗” 。史家论长时段中的变局,每谓周秦之际最剧、最巨,而秦楚之际不过是为“汉承秦制”作过渡;但司马迁最深的感受却是秦楚之际的“受命之亟”,为“自生民以來未始有”,近人遇大事动言“史无前例”,司马迁对秦楚之际有相似的感受。“号令三嬗”是指陈涉而项氏而刘邦,五年之间,“受命”号令者转移了三次,从古至今(司马迁之“今”,非今之今)哪有这样快过,这是怎么回事?这天下究竟怎么了?司马迁这里提出了一个大问题,他后面要回答的。
或问:陈涉草头王,时日不过半年,说“号令三嬗”,把陈涉也算进去,是不是凑数?司马迁高看陈涉,虽事迹不多也特为立《世家》,置《孔子世家》后,几于齐观,这里更说陈涉也是“受命” 。然而这“高看”并非凭空。陈涉起事后,六国纷纷起事,算不上响应号召,形势使然也。燕、赵、齐、魏皆自立为王,但楚国贵族之后的项氏却不尔,《高祖本纪》:项梁“闻陈王定死,因立楚后怀王孙心为楚王” 。直到确认了陈涉的死讯,项梁才立楚怀王之孙为王,见出对陈王的承认和尊重。怀王起始就是个弱主,他与诸将约:“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却令项羽“北救赵”,“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项羽还是听令的,结果“后天下约”,失去依约“王关中”的机会,这才引起怨恨,“佯尊怀王为义帝,实不用其命” 。可见,“号令三嬗”应非虚言,是当时天下大势带特征性的写照。那时候群雄逐鹿打天下,也还有点立约、依约的观念。
《月表》起于秦二世二年陈涉起事,迄于汉王五年即帝位,跨度有八年。梁玉绳《史记志疑》指出了这个事实,但因此批评史公“言五年非也”,认为应该与史公《自序》“八年之间,天下三嬗”保持一致,“五年”改“八年”,则梁氏非也。史公为高祖纪年,是以刘邦军霸上、入咸阳、接受秦王子婴服降的那一年为元年。依先此怀王“与诸侯约”,刘邦自当“王关中”,且已经“与父老约法三章”,秦地人民也很欢迎他,明显有了号令的权威和事实;由此说来,“号令三嬗”,其实连五年都不到。而《自序》“八年”,说的是“天下三嬗”,与“号令三嬗”,义自有别。重要的是,此曰“五年”,彼曰“八年”,反映了史公不同的心情:《月表》为亟言从古未有的“受命之亟”,措辞宜于峻急;《自序》为已经完成的全书作结,走笔不妨舒缓。梁氏却仿佛在以“现代学术规范”绳史公,强令一致,“五年”改“八年”,味道都改没了。后人对太史公书的“志疑”或“纠谬”,很多属于吹毛求疵;此类吹求,不要紧处能见其博学和细心,要紧处适见其固陋和狭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