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良亲王完全重复了当年北条时宗斩杀元朝使者的一幕,但思前想后,朱元璋却不敢效仿忽必烈的天子一怒兵伐日本 。
眼看倭寇骚扰越来越严重,隔了一年,朱元璋再遣使臣赵秩出使日本,递交国书给怀良亲王 。吸取上次“直抵其国,缚其王”的教训,这次的国书完全走怀柔的路子,大意是说:“最近几个被倭寇抓走的俘虏逃回本国,我这才知道早些时候的倭寇来犯,不是贵国王的本意,而是盗贼所为 。所以我已经让海军方面暂停造战船了 。果然能够革心顺命,共享太平,不是件美事吗?”
硬的不行,软着来 。在这封国书中,朱元璋对日本大加安抚 。不过,赵秩还是差点遭遇前任使者的下场 。怀良亲王见他姓赵,怀疑他是当年元朝使臣赵良弼的后代,并且是代元朝出使,喝令左右斩杀 。幸好赵秩没有慌张,耐心说明现在中国当政的是明朝而不是蒙古,自己也不是赵良弼的后代 。这才打消了怀良亲王的敌意,并同意派回使入明朝献马和方物,并且送还明州、台州被虏男女七十余口 。
此后,朱元璋从在华的日本僧人口中,了解到与之打交道的怀良亲王并非日本国王,大失所望:敢情一直在对牛弹琴啊 。这期间,日本的大名也出动了几次贸易船,每次都因为没有正式的国书而被朱元璋赶走 。
明太祖希望的日夷来朝的圣世景象依然没有出现,在一再失望之下,洪武十四年再次遣使,在指责日本国王的国书中以开战相威胁:
“……王若不审巨微,效井底蛙,仰观镜天,自以为大,无乃构隙之源乎?……若叛服不常,构隙中国,则必受祸 。如吴大帝,晋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获男女以归 。千数百年间,往事可鉴也 。王其审之 。”
国书到达日本九州后,同样被扣在怀良亲王手中而没有到达北朝,当时北朝幕府大兵压境,南朝节节败退已处苟延残喘之中 。怀良亲王这次收敛了脾气,没有斩使,只是回了一封不卑不亢的国书:
“臣闻中国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 。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 。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 。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 。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节选)
这封回书有抑有扬,强直豪壮,文采斐然,“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的豪言,实在是才子手笔,放之世界史上也应该是著名的国书 。文中用典很多,我实在怀疑是中国文人手笔,不像是日本精通汉学之人能写出的 。
武则天当年废中宗自立,读完才子骆宾王起草的《讨武氏檄》后感慨:“宰相安得失此人?”但朱元璋不会这么说,因为宰相都被他杀光了 。
说起来,两位宰相胡惟庸、李善长的死也和日本有关 。
胡惟庸是从龙功臣,官居左丞相,位于百官之首,却被朱元璋处死,李善长受株连一起被杀 。朱元璋给胡惟庸加的罪名是:秘密交结宁波卫指挥林贤,让他向日本国王借兵谋反 。“日本国王”怀良竟“遣僧如瑶率兵卒四百余人,诈称入贡,且献巨烛,藏火药、刀、剑其中,包藏祸心 。”
胡惟庸擅权跋扈是真的,“通倭”却是真假难辨,史学界一般视为“莫须有”,只是朱元璋诛杀功臣的一贯手段 。杀掉宰相后,朱元璋顺势定下了有明一代不立宰相的祖训,说到底,还是为后世儿孙扫平障碍 。
堂堂中华之主,却受到夷狄小国如此奚落 。“帝得表愠甚,终鉴蒙古之辙,不加兵也 。”
汉朝镇守西域的大将陈汤敢喊出“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 。而作为开国雄主,连一代天骄的蒙古人都被他赶到了漠北,日本如此无礼,朱元璋为什么不征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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