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的不孝子：边改父亲文稿边拿棍敲牌位咒骂( 三 ) _龚自珍

为了挽回和龚橙二十多年的友谊，赵烈文特意写了一封长信给他们的一位共同朋友，希望他在中间做些调解工作。遗憾的是，第二年也就是光绪四年(1878)十二月十九日，龚橙就去世了。
龚橙比赵烈文大十五岁，出生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九月二十七日未时，以此推算，龚橙去世的年龄是62岁(编者注：香港大学梁绍杰教授1999年发表的《龚橙事迹考述》，已考出龚橙卒年。该文对龚橙生平有详尽的考证，亦不同意龚为英法联军向导之说) 。
与龚橙失和的事，从此便成了赵烈文的一块心病，觉得很对不住这位曾经患难与共的老朋友。
赵烈文多次为龚橙辩诬
笔者之所以要把赵烈文日记中的龚橙如实写出来，是想说明一个情况：民国年间出版的那些笔记小说，虽然把龚橙和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一事牵扯在一起，说他是引导外国侵略者焚园的罪魁祸首，因而骂他是汉奸、卖国贼，但他最要好的朋友、为人又十分正直和品德高尚的赵烈文，在他卷帙浩繁的日记里，却见不到责怪龚橙的言词，相反却记了江苏巡抚丁日昌对龚橙的造谣中伤、龚橙热心关注国事、赵烈文自己多次在曾国藩面前为龚橙辩诬的种种事实，由此看来，龚橙是汉奸卖国贼的说法，实在不足为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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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赵烈文日记没有写龚橙引导外国侵略者焚园一事，而且在最初的各种记载中也完全找不到根据。
首先是当年的侵略者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及此事。其次是清廷留在京城的大臣如恭亲王奕以及文祥、宝鋆等人上给咸丰帝的奏折中，也未说到此事。三是当时留京官僚的日记中，如翁同龢的《翁文恭公日记》、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等，虽都详细记载了北京城里对火烧圆明园的种种传闻，却未提及龚橙引洋兵入园之事。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应是有闻必录，如果龚橙确有此举，他们岂能不记上一笔?赵烈文自然也没必要在日记中为龚橙隐讳或夸大什么。
退一万步说，龚橙当时如果确有世所传言的“汉奸”嫌疑，丁日昌、应敏斋等人早就不会与他来往，或以此进谗言于曾国藩;曾国藩对此事也应早有耳闻，哪里还存在接受赵烈文的推荐而同意聘用龚橙之理?
所以说，龚橙所谓的引导外国人焚园一事，纯属子虚乌有，是后人编造出来的鬼话。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既然如此，后人为什么要把汉奸卖国贼的屎盆子扣到龚橙头上?
除了当时确有中国的没落贵族“倡率奸民”，假借外国人之名，入园纵火并哄抢财物(王闿运：《圆明园词》自注)，另外两个主要原因是：一是龚橙不仅给英国人做过秘书，而且“英师船闯入天津，孝拱实同往焉”(《淞滨琐话·龚蒋两君轶事》)，这就为其引导英国人焚园提供了口实，留下了话柄;二是龚橙不检细行，放荡不羁，不仅言语惊世骇俗，而且行为特别怪异，既让人看不惯，又得罪了许多人。
龚橙刚到威妥玛那里做秘书时，“民族主义”虽然“尚未发达于吾国”(《栖霞阁野乘》卷下)，给外国人打工并不犯忌，但因为龚橙凭着自己的才学，得到威妥玛的高度赏识，不仅拿着很高工资，而且行动有护卫跟从，包括威妥玛本人在内，上上下下都恭敬地称他为龚先生，那些吃不到葡萄的人产生葡萄酸心理，也就自然而然了。
另外，龚橙从小跟随父亲居京多年，熟悉清廷情况，在中英谈判中，英国人向他作些咨询，甚至让他参与翻译工作，这些都是可能的，当然也是犯忌的。况且不久风气即大变，排外仇外成为一种潮流，广大民众对“洋鬼子”恨之入骨，而对于某些号称中国人，在对外交往中却认贼作父、为虎作伥之徒，更是痛心疾首。于是面对洋人，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生怕沾了一点洋腥，玷污了自己的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