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的不孝子：边改父亲文稿边拿棍敲牌位咒骂( 二 ) _龚自珍

更让龚橙担忧的是：外国列强虎视眈眈，做好了寻衅闹事的准备，而我们中国“各在位(各位掌权者)方泄泄沓沓，视如无事，惟恭邸(恭亲王)心知之，亦无能为谋”，所以“真可一喟”!他们谈了整整一天，直到傍晚赵烈文才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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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赵烈文再到龚橙那里久谈。这次主要是谈中国高层的腐败无能。龚橙说：恭亲王贪得无厌，其用人行政，“不过供外人之指索，无所谓求贤待用，备预不虞之事也” 。言谈中充满了忧国忧民之情。
丁日昌向曾国藩进谗言
同年四月间，赵烈文陪曾国藩游无锡、苏州、昆山等地，最后到达上海，又与龚橙见了面。在上海期间，赵烈文曾向曾国藩推荐龚橙，希望曾国藩能够见见他，然后留他在幕府做事。曾国藩答应了赵烈文的请求。
历来看不惯龚橙为人的江苏巡抚丁日昌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向曾国藩进谗言说：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答复朝廷预修和约的奏折，英国人之所以能够详细了解其中的内容，就是龚橙将其卖了。曾国藩一听，非常恼怒。
丁日昌又要其下属、上海道道员应敏斋告诉龚橙说：曾大帅怀疑你出卖了他的奏稿内容，这时你去见曾大帅，不仅自取其咎，而且必有奇祸。龚橙当即询问赵烈文有没有这回事。赵烈文只得一面向曾国藩做解释工作，说同治元年的奏稿许多人都见过，英国人耳目又多，哪里需要凭借龚橙的告密才知道其中的内容;一面答复龚橙说：已向曾国藩解释清楚了这件事，他不会因此责怪你的，所以还是力劝龚橙前来见曾国藩一面。
龚橙此时虽然穷困潦倒，很需要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但他骨子里有股天生的傲气，又生就一副叛逆的性格，于是主动放弃了见曾国藩的机会，赵烈文自然感到非常遗憾。
离开上海后，曾国藩由水路返回金陵，赵烈文则请假顺道回了苏南家乡。五月三日赵烈文返回金陵，见到曾国藩后，再次为龚橙辩诬，然后说：“二月份我在苏州见到江苏巡抚丁日昌(江苏巡抚衙门驻苏州)，他亲口对我说打算聘用龚橙;四月我在上海向老师推荐龚橙，他却在老师面前告龚橙的黑状，其言语之反复，一至于此!前几天我再次路过苏州时，丁日昌说：这都是因为应敏斋与龚橙矛盾很深，所以他才特意在老师面前说了龚橙一通坏话。”赵烈文于是问曾国藩：“事实果真如此吗?”曾国藩告诉赵烈文，龚橙出卖自己奏稿的话，都是丁日昌对他说的，不是应敏斋。赵烈文一听，气愤地叹息说：“其诬罔又如此。噫，以封疆大吏而所为一婢妾之伎俩，吁，可危矣哉!”
作为堂堂一省之巡抚，丁日昌竟然和龚橙如此过不去，自然让赵烈文十分气愤。《陈乃乾文集·赵烈文言行摘记》说：“此后孝拱益困窘，烈文每资助之。”
龚橙与赵烈文失和
赵烈文和龚橙最后一次见面，是光绪元年(1875)赵烈文称病辞官回乡之后。
光绪二三年间，龚橙多次来到江苏常熟虞山赵烈文家中，说是有一批尊彝瓦当及碑拓之类的金石拓本文物，想带来赠送给赵烈文。赵烈文知道龚橙家里藏品甚丰，早年又见过他的瓦当一种，非常精异，就表示愿意一观。当然，他哪里会让龚橙白送，到时肯定会计价给钱的。不久之后，龚橙果然带来一批文物，其中虽然不乏精品，却没有几件是赵烈文很想要的，这就使得他非常为难：接受龚橙的馈赠，心里过意不去，将其全部买下来，内心又不情愿。再说赵烈文辞官回乡之后，各项开支很大，家里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哪有闲钱将这些文物全都买下来?龚橙见此，非常失望，于是“不辞而别” 。(《陈乃乾文集·赵烈文言行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