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雍正帝给全国督抚级别的封疆大吏们发了一道上谕,谈论他本人对于用人选官的理念 。在上谕中,雍正点名道出了他心目中的好官与坏官的典型 。
其中,田文镜、杨文乾、李卫和诺敏四人,被雍正树立为模范督抚,说他们“实心任事,整饬官民,不避嫌怨,遂不满众人之意” 。意思是,这几个督抚能干事,肯干事,敢于动真碰硬,干得罪人的活儿,所以尽管口碑不好,却是朕心目中的模范督抚 。
而杨名时、查弼纳、张楷、魏廷珍等五个督抚则被点名批评,雍正指责他们“操守虽清而皆顾惜情面,将就求容悦于人,故内外之人皆称誉者甚多” 。这几个人,被雍正定性为“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同流混俗之乡愿”,表面上有口皆碑,实际上对社会、对官场风气的影响很坏 。
皇帝通报批评了,不管对错总该忍着 。这是为官者的基本常识 。但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杨名时忍不了,他一直以圣人君子要求自己,无法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圣人君子深恶痛绝的“乡愿” 。他给雍正写了个折子,申诉这个问题 。
结果,事情越发往严重的方向发展,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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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熙晚年皇子间的权力斗争中涉险上位的雍正,为人深沉,为政苛猛 。跟康熙一样,他也有自己的一套察吏之术和用人之法 。他多次在上谕中表述他的根本观念:“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 。”
既然用人是一等一的大事,雍正更会在其中融入他的权斗手段 。
有一句俗话,叫“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 。这句话肯定把问题绝对化了,但不无道理,至少,它反映了两代帝王在引导官场风气时所表现出来的迥异态度 。
按照中国的传统,皇帝用人是有层级的 。按照北宋名臣司马光的经典分类法,人可以被分为四类:“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于才谓之“君子”,才胜于德谓之“小人” 。如果同时有这四种人应聘,那么皇帝的录用顺序应该是:圣人、君子、愚人,最后才是小人 。也就是说,宁要无才无德的愚人,不要才胜于德的小人 。因为小人会挟才作恶,危害最大 。
司马光提出的这套用人标准,基本是古代帝王用人的钦定标准,但也不排除一些例外 。
比如雍正 。雍正在政治实践中倡行了一条“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误事的清官”的重才轻德的用人路线,与传统用人法则大异其趣 。在他看来,封疆大吏最上者,操守既好又能实心任事、不避嫌怨;其次则操守平常之辈;最下亦最可痛恨者,乃是洁己邀誉的清官巧宦 。
他对清官的鄙薄,一向如此 。只要组织部门或地方督抚举荐一个人,但凡提到此人“为官清廉”之类的话,雍正都会先戴着有色眼镜质问一番:那此人是不是施政能力有限呀?
曾任广东学政的惠士奇,在官场上口碑很好,但雍正对他并不认可 。雍正在一个官员的密折上留下朱批说:“向闻惠士奇声名着实好,今见其人甚平常,想必随波逐浪,到处奉迎,邀誉窃名之所致 。此等欺世奸诈之行,不可法也 。虚名虽盗,实祸随之,何益之有?”
后来,惠士奇在雍正朝的政治下场果然很不好 。只因为应召入对的时候,雍正心存不满,就被罚去负责修筑镇江城,后又被削籍归里 。
雍正到底是怎样鉴别、区分一个人是能吏还是清官呢?
他有自己的独门秘诀 。最爱君归结为四个字——反听舆论 。
就是说,跟舆论对着干!口碑好的官员,能力估计不咋滴;口碑不好的官员,能力应该差不了 。用雍正自己的话解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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