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文人容易惹祸 。
有的人是祸从口出,文人一般是祸从笔出,比如明朝万历年间著名大儒吕坤 。
这人本来是山西按察使,干的是对国家公务员进行监督、考查以及检举的工作,可他却喜欢“不务正业”,在职期间不好好干他的本职工作,却去搜集什么历史上“贤妇烈女”的事迹,然后写了一本名叫《闺范图说》的书 。
想必写得不错,连宦官陈矩都爱看,出宫时在书店看到了,也买了一本带回宫里,不幸被郑贵妃看到了 。
为什么说不幸呢?因为郑贵妃看到后,麻烦事便接踵而至 。
郑贵妃一看,这书不错啊,但还有点美中不足,还可以更好,便叫人增补了十二个人——关键是,她把自己的“事迹”增补了进去,而且还亲自写了一篇序文 。
很明显,她想借这本书抬高自己的地位 。
人家吕坤收集的,可是历史上的贤妇烈女,就算她是这样的女人,但也不是历史上的这种女人,但是她不管 。
这叫有权任性 。
有权不任性,要权有屁用!
做了这些事情后,郑贵妃又指使伯父郑承恩及兄弟郑国泰,重新刊刻了一个版本,这样一来,《闺范图说》就有了两个版本,经常被人混淆 。
【万历皇帝是如何避免一场文字狱的?】这是万历十八年发生的事,一直到万历二十六年,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没事 。
再说了,这是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材料,是号召妇女们向史上那些好女人学习的书,又不是黑材料 。
但还是出事了 。
事情出在万历二十六年五月 。那时的吕坤,已是刑部侍郎,他给皇上大人上了一道疏,名叫《天下安危疏》,请明神宗做两件事情,一是节省费用,二是停止横征暴敛 。
这是好事啊,有大臣忧国忧民,提醒皇上不要走偏,是好事啊,人也是好人啊 。
你要做好人,有人偏不让你做好人,自古以来都不乏这种人 。
不让吕坤做好人的人,是吏科给事中戴士衡,不知他是与吕坤有仇呢,还是想借此立个功,积累往上爬的资本,反正吕坤的上疏,让他逮着了机会,他便上疏弹劾吕坤,说他先写了一本《闺范图说》,现在又上什么安危疏,显然没安好心嘛,尤其是之前那本《闺范图说》,很明显是想拍郑贵妃马屁嘛——“潜进《闺范图说》,结纳宫闱” 。
戴士衡所说的那本《闺范图说》,显然是指郑贵妃指使人重新刊刻的那本,不是吕坤的原著 。
吕坤不想平白无故蒙冤,立即上疏为自己辩护:“先是,万历十八年臣为按察使时,刻《闺范》四册,明女教也 。后来翻刻渐多,流布渐广,臣安敢逆知其传之所必至哉?……伏乞皇上洞察缘因《闺范图说》之刻果否由臣假托,仍乞敕下九卿科道将臣所刻《闺范》与(郑)承恩所刻《闺范图说》一一检查,有无包藏祸心?”
——皇上明鉴,我写的不是这本,请皇上让人一一对照,我写的真的不是这本;有人说是我写的,有包藏祸心之嫌 。
皇上大人不想追究,因为事情牵涉到郑贵妃,他不想因为一本破书,而搞得家庭不和鸡飞狗跳,便装聋作哑,你们爱闹就闹去吧,不信能闹翻天 。
这两位倒是不闹了,却有其他人唯恐天下不乱——一个自称“燕山朱东吉”的家伙,估计是吃饱了没事干,需要找点事消消食,便为《闺范图说》写了一篇名叫《忧危竑议》的跋文,以传单的形式,在京师到处散发 。
实际上,“朱东吉”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是写这篇跋文的人,杜撰的一个名字,取的是“朱家天子的东宫太子一定太吉”的意思 。
这篇跋文一问世,就像在平静的湖面投入一块石头,因为按照它的分析,吕坤写《闺范图说》的目的,是想讨好郑贵妃,而郑贵妃重刊的目的,是为自己的儿子夺取太子之位埋伏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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