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张勋的升迁之道,个人之幸,国家之大不幸( 三 )


有志于复辟,而不得机会,这是民初的复辟派与张勋共同的困境 。在1912—1916年袁世凯当政时代,袁世凯以军事强力,有效地控制了国家机器,并且一度(1914—1915年)相对成功地整合了民初的分裂状态 。显然,在铁板一块的袁世凯时代,复辟难以找到缝隙,但随着洪宪帝制的失败以及袁世凯死去,机会来临了 。
张勋是民国初年相当奇特的人物,所有的“奇”,归根结底,在一个词—“反潮流” 。张勋以及定武军,在民国之后,依旧保留前清的发辫和装具,特征相当鲜明 。张勋本人,长辫拖地,长袍加身,顶戴花翎,俨然前清督抚的架势 。非但本人如此,其麾下“全体官兵仍然拖着大辫子,穿着清朝式的黄色号衣,袖口镶着三道红边,脚穿黑色皂鞋” 。从形制上来看,定武军仍像是前清的军队 。
发辫与服饰,仅仅是表象,还不足以引人注意 。如果没有1917年的丁巳复辟,作为北洋边缘武力的定武军,最终的历史,可能亦将如倪嗣冲的安武军一样,在军阀纷争中烟消云散 。
公元1917年,中华民国六年 。或许,在驻扎徐州的定武军首领、长江巡阅使张勋看来,应当是宣统九年 。张勋及定武军入民国之后,受人瞩目,不仅因其军事力量,更因其行为与思想特征 。张勋之“怪”,集中了两种符号化的内容,“莽撞的武夫”与“愚昧的怪人” 。“莽撞的武夫”,与丁巳复辟相关,而“愚昧的怪人”,则是对其思想与行为方式的定见 。
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曾令张勋剪去辫子,张勋答以“可死不可从”⑦ 。张勋本人的辫子,至死保留 。辫子是清朝遗物,政治意味不言而喻,不仅是忠于前朝,更有反对“新朝”之意 。民国肇造,断发令下,叫好者众,但惋惜、反对剪辫者,也不在少数 。辫子“维系着家家户户同王朝和传统之间的一种历史联系,因此,剪辫断发不啻是一种严肃的政治选择了”,甚至有兵士,秘存剪下的辫子,以避祸福 。
张勋留发辫的举动,无疑是正面抗拒民国 。不过,张勋的“愚忠”,也未必全然不得反对派的同情 。1917年丁巳复辟失败之后,孙中山致书广西督军陆荣廷,称“张勋强求复逆,亦属愚忠,叛国之罪当诛,恋主之情可悯 。文对于真复辟者,虽以为敌,未尝不敬也” 。孙书并痛批在丁巳复辟中起兵讨逆的段祺瑞为“以伪共和易真复辟” 。
张勋死后,曾参与辛亥年江西独立的欧阳武在挽张勋联中称:“戴发效孤忠,无言不仇,无德不报;丹心照千古,其生也荣,其死也哀 。”⑩即便是在政见不和的反对派眼中,张勋“戴发”,效忠故主,诚然是“吾道一以贯之”的政治品格 。
前朝遗民,很多只是表现出一种政治姿态,没有威胁 。对民国来说,真正成问题的是,张勋不是退隐租借地、吟诗作赋不仕新朝的满清遗老,而是手握重兵,一心要搞复辟的赳赳武夫 。这不是秘密,只不过民国六年之前,机会没来罢了 。一个共和国,非但对于一心要颠覆国体的持君主论的军人听之任之,更赏以高官厚禄,这样奇诡的政治局面的出现,是不是更严重的问题?
要搞懂新时代的旧式人物,关键在于,既要了解旧时代的塑造,更要弄明白新时代之所以让旧人物不得志的原因,这是我们了解张勋的途径 。
小人物张勋以军功而非科举升任督抚大员,在文官控御政局的传统王朝,这是张勋个人之幸,国家之大不幸 。张勋在晚清的升迁史,恰恰反映了王朝的衰败史,两者相互映照 。
【清朝张勋的升迁之道,个人之幸,国家之大不幸】